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长于《公羊春秋》，有“汉代孔子”之称。他生活在“文景之治”和“武帝之雄材大略”的汉王朝极盛时代，早年刻苦习儒，“三年不窥园”，继之收徒授业，“下惟讲诵”。景帝时担任博士官。武帝诏举贤良，他以３篇对策，为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奠定理论基础。他一生著述甚多，但现仅存《春秋繁露》82篇，是研究其教育思想的基本材料。

　　（一）论化民成性的教育目的

　　董仲舒鉴于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而迅速灭亡的教训，主张实行“德教”。他用天道“阳尊阴卑”的思想，为儒家的“德治”找到了“天意”的根据。他说：“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王者应“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又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从理论上论证了“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治术主张。

　　董仲舒总结了先秦孟荀两人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认为人性只是“天”创造人类时赋予的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它进而为善。董仲舒吸收了先秦以来关于人性差异论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划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三个不同的等级。“圣人之性”是绝对的善性不需教育；“斗筲之性”为天生的恶性，虽教难善。这两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比较罕见的。“中民之性”代表万民之性，方可“名性”。“中民之性”就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只有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因此，教育对绝大多数具有“中民之性”的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是教育的主要对象。

　　（二）关于文教政策的论述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贤良对策中。他向汉武帝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对两汉的学校教育及教育管理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1、兴学校以广教化、育人才

　　推行德治的关键在于办学育才，推广普遍的教化。因为养士是用贤的基础，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建议在中央设太学以培养贤士，造就符合国家需要的官吏。在地方设庠序以教化百姓子弟，授予以儒家纲常伦理之道，达到“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的目的。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相继在京师和州郡设立了太学和庠序之学。

　　2、行选举以拔擢贤才

　　董仲舒认为兴学育才与广开仕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他主张将学校养士与行察举选士结合起来。他主张建立常规化的选拔贤才的制度，建议“使诸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赏，所贡不肖者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他的论述为汉代察举制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3、独尊儒术以统一思想

　　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博采诸子百家之学，尤其是糅合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理论。他认为封建大一统是天经地义的原则，而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姓殊方，指意不同”的情形下，君主就无法保持国家的统一。为此，他认为不仅要立儒家学说为正统，而且要将它作为判别是非、统一思想的唯一准绳。这一独尊儒术的主张在实质上与秦代焚书禁学的主张并无区别，都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文教政策。但董仲舒的目的是要通过大力尊祟儒学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一主张被汉代统治者吸纳为国策，推广、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独尊儒术与兴学校、行选举三者紧密结合，有效地发挥了维持和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三大文教政策不仅指导着汉代教育，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影响极为深刻。

　　（三）论道德教育

　　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是其核心，因为它是董仲舒德治政治思想在教育上的自然延伸，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

　　1．道德教育内容——“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所谓“王者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非由董仲舒最早提出，但他对此用“天人感应”、“阳尊阴卑”的理论进行系统论证，使之在教育和伦理实践中产生深刻影响。与“三纲”相配合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道德概念在先秦早已提出，但董仲舒把它提升为“五常之道”，并作了新的发挥。“三纲”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五常”则是与个体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以及道德践履等心理、行为能力相关的道德观念，是“三纲”总则赋诸个体并具体展开、广泛延伸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个体品质的保证。“三纲五常”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2．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1）“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董仲舒主张在道德教育中，“治我”要严，待人要宽，“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所以要特别注意“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他要求以“仁者爱人”的情怀去爱护、关心他人，宽以容众，同时要以义来约束自己，
“自攻其恶”，经常自我检查反省，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2）“强勉行道”

　　董仲舒指出：“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就是说，奋勉努力地进行道德修养，德性就能日益显著，取得良好的成效。在“行道”过程中，应“尽小慎微”，采取“众小成多，积小致巨”、“渐以致之”、“累善累德的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以陶铸崇高的善性。

　　（3）“必仁且智”

　　董仲舒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还提出“必仁且智”的命题，主张道德教育必须做到“仁”与“智”的统一。他突出强调了道德修养中情感与认知的统一。“仁者爱人”，但不是一种盲目或无原则的爱，而要靠“智”即道德认知来调节。

　　（4）重义轻利

　　董仲舒认为，道德修养的焦点在于对利与义的态度上。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必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这里的义是体现封建王朝要求的道德规范准则，利是指能满足个人欲望的物质财富、权势等。利满足人们的身体器官上的要求，义满足人们心灵精神上的要求，二者不可或缺。但是，董仲舒主张对道义的追求应高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只有这样，人生才能获得高度的和谐和最终的满足。“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董仲舒对这一道德修养原则总的概括。这一原则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四）论教学内容和方法

　　1．教学内容

　　董仲舒从“独尊儒术”的思想出发，提倡以儒家《六经》为教学的基本内容。他认为各经有其特点，教育效果不同：“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作为《公羊春秋》的大师，董仲舒特别强调《春秋》的教育意义。他认为《春秋》的根本特征是“奉天而法古”，它既是一本“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的政治教材，又是一本“道往而明来者”的历史教材，更是一本“为仁义法”的伦理道德教材。

　　2．教学原则和方法

　　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他提出以下几点：

　　（1）“强勉学问”

　　董仲舒认为教学贵在强勉努力，刻苦钻研，才能达到“博”与“明”的境地。他说：“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盖明”。不论是治学还是修德，都需要发挥“强勉”精神，才能成功。

　　（2）节博合宜

　　董仲舒认为教学要注意处理好“节”与“博”的关系，学习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太节会使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应该节博合宜，节博结合，循序渐进。

　　（3）专一虚静

　　他认为学习必须专一，始终好善求义，才能知“天道”。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孰无善？善不一，故不是以立身。”只有心志专一，才能保持高度的学习效率。他又说：“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学习时要头脑冷静，排除杂念，虚心以求。

　　此外，董仲舒还要求教师讲究教学艺术，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他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在这里，他指明了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要求教师充分发挥学生的才能，提出教学的可接受性、启发性的原则，这些都是合乎教学规律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