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德育思想体系新探

—、对德育意义的认识

蔡元培对德育的重视，基于他对德育意义的深刻认识。

首先，德育是强兵富国的需要。1912年蔡元培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这“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认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是“强兵富国”之教育。在内忧外患、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实行“强兵富国”之教育，固然非常重要，但兵强国富之后也有不好的一面。他说：“顾兵可强也，然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智）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基于这种认识，蔡元培提出了防止这类事件发生的办法，那就是“教之以公民道德”。在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教育的同时，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就可以克服这些弊端，使国家走上正道。

蔡元培还进一步指出：“军国民、实利两主义，所以补自卫自存之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则所以使之互相卫、互相存，皆所以泯营求而忘人我者也。”就是说，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两种教育是分别用来补救国家当时所面临的因国防能力弱而急需自卫即：抵御列强入侵，与自存即：提高国家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消除贫穷落后面貌，使国家和民众得以生存的。而在其教育过程中渗透、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则可以在兵强之后，不出现为私斗、为侵略的局面使其互相卫护和国富民富后不出现知（智）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使其互相生存，即劳资双方各得其所、互相得以生存，因为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用来使人们形成泯营求而忘人我的道德思想境界和世界观的，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的强兵和富国富民。所以，蔡元培特别强调地提出：“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充分肯定了道德教育，在实施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教育以图富国强兵、安邦治国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根据当时社会、国家的实际状况来说明忽视道德教育的危害，用生动的事实来说明道德教育的必要性。他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幕）词中指出：“我国人本以善营业闻于世界。侨寓海外，忍非常之困苦，以致富者常有之，是其一例。所以不免为贫困者，因人民无道德心，不能结合为大事业，以与外国相抗；又不求自立而务侥幸。故欲提倡实利主义，必先养其道德。至于军国民主义之不可以离道德，则更易见。我国以前有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之语。现在军队时生事端，何尝非尚武之人由无道德心以裁制之故耳。”由此看来，加强道德教育，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对国家摆脱贫困、纠正尚武之人时生事端，是多么地迫切和重要。

其次，德育有助于改变社会不良风气、提高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

中华民国虽于1912年就已成立，但由于袁世凯篡权复辟，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中国，所以当时社会风气不良、道德沦丧。蔡元培对此非常不满，力图通过学校教育来抵制社会不良风气，以提高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对学生提了三点希望和要求。其中一点就是希望学生“砥砺德行”，不要流于污浊之社会，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并要求学生“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以自己良好的德行去感染、影响社会。他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从中我们看到，蔡元培对学生寄予了多么大的厚望。他一生为办教育，到处奔忙，对学生总是谆谆教诲，其目的不正是想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以改造社会吗？虽然学校教育，并不能完全改变社会一时的道德风尚，但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摇篮，学校无疑对社会的道德风貌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不但可以使成千上万的学生成为有良好道德品行的公民，而且它还能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学生良好的德行，不但直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貌的改善，而且他们还可以以自己的言行去感染别人、教育别人，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由此看，不仅在道德沦丧的旧中国，需要加强学校的道德教育，即使在今天，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不是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吗？

第三，德育也是培养学生具有“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需要。

蔡元培认为要培养“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必须进行体、智、德、美并举的教育，而德育是“完全人格之本”。 他说：“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所以，道德教育对“完全人格”的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要培养“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必须抓住德育这一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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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德育内容的制订

“自由（义）、平等（恕）、博爱（仁）”是蔡元培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也是他制订的德育大纲。他在解释“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在育德中学校演说中，蔡元培又提出“自由、平等、友爱为德之大纲”。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贵族专制统治的革命中提出的战斗口号。而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但毕竟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告失败。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蔡元培利用他在教育界的地位和影响，提倡西方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的道德观念，无疑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是进步的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主张。然而，此时的蔡元培还深刻地认识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传统和习惯，要想使外来的进步的道德观念得以生根、发芽，还必须为之找到一块适宜它生长的土壤环境，为此，蔡元培就力图解释和论证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有完全相符合的一面。他说：“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忽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这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的“义、恕、仁”来解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这种解释，不但证明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以符合人们的接受心理，而且也说明了蔡元培已认识到：道德观念，既可外借，也可继承，并且两者可以有机结合，以共同适应道德观念因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发展的需要。所以他在育德中学校之演说中就希望“贵校以后法文传习日广，能赴法留学者日多，俾中国之义、恕、仁与法国之自由、平等、友爱融化，而日进于光大。”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见解。当然，上述解释不仅说明蔡元培此时在思想方法上已具有了与时俱进的思想，而且更说明他对“自由、平等、博爱”有自己基于祖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不同于西方人的独到而又深刻的用“民族话语”来“西话中说”的“本土化”阐释和见解。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尤其是对指导当今人们从事对西方教育、文化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以“自由（义）、平等（恕）、博爱（仁）”之德之大纲为基础，蔡元培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德育内容。它们是：合群，舍己为群，注意公共卫生，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尽力于公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责己重而责人轻，勿畏强而侮弱，爱护弱者，爱物，戒失信，戒狎侮，戒谤毁，戒骂詈，尚文明戒奢侈，持理信祛迷信，循理而不畏威，要坚忍勿顽固，尚自由戒放纵，要镇定勿冷淡，要热心戒野心，尚英锐戒浮躁；尚果敢戒卤莽，要精细勿多疑，尚清洁，倡互助勿倚赖，尚爱情戒淫欲，要方正勿拘泥，要谨慎勿畏葸，要有恒勿保守。另外，蔡元培还特别强调：勤俭，男女平等，尊重妇女，不嫖不赌，不娶妾，孝敬父母，兄弟姊妹友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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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阳安，烟台职业学院德育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