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学者俞可平说：“政治哲学中最古老而又最新颖的话题无疑是民主，谈论最多分歧最大的话题无疑也是民主，最令人神往而又最使人迷惑的话题无疑还是民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民主”已经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治理理念。在当今世界，即便是那些最专制的政府、政党或统治者，也总是宣称自己推行的是民主政治，或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比如，根据媒体的报道，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就是通过全民公决这一最纯粹的民主表决方式于1999年及2002年分别以99%、100%的得票率而当选总统。美国学者戴维?赫尔德说，在当今“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民主人士。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把自己说成是民主制度， 而这些制度彼此之间无论是在言论还是在行动方面都常常迥然不同。”

人民的权利

郑杭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国家制度，从来没有存在过，唯一的政治形式是专制官僚政治。” 尽管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也有“民主”一词，但却与今天讲的民主非常不同，意指民之主。流行于今天的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由“人民（Demos）”和“权利（Kratia）”两词合成，即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统治之意。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和俄罗斯文中的民主都是从其演变而来。

古希腊民主制的样板是雅典，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负责讨论、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从形式上说，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重大决议须有6000名公民到会，多数通过方为有效，任何官员不能对城邦大事擅自做主。公民大会作为国家( 城邦) 最高的权力机关，每年大概召开约40次会议，会期每次为一天。另有五百人议事会，采用抽签选举，每一部族选出50人，主议官由每一部族轮流担任，全凭抽签决定顺序。议事会负责召集公民大会，拥有罚款、监禁和处死的决定权，并与其他官员共管大多数事务。

古希腊的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除去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公民权这个明显的局限，这种“原教旨”形式的民主被许多人所推崇，例如卢梭就认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在希腊人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来做。”但是也有人抨击这种制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希腊先贤都不认同民主政体，他们认为这种政体不利于选择合适的城邦领导者、会滑向多数人的暴政等等。

另外，这种直接民主在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尚可实行，但它已经无法适用现代社会的广阔疆域和众多人口。直接民主的实行，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国家( 城邦) 的人员构成少，政府职能简单，而且政治程序操作起来不需要专业知识与技能。这样的条件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不可能的。

代议制民主

相比起来，现代民主制普遍实行所谓的“代议制民主”。普通公民并不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而是通过选举的方式推举代理人来进行决策和管理，后者才真正享有决策权。这种代议制民主又被学者称为“间接民主”。熊彼特将这种民主定义为：民主的方法是为了做出政治决定而做的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制度下，想获得决策权的人要在人民的选举中通过竞争而产生。因此，民主的标志就是选举。他认为，民主就是政治精英竞争权力，人民选择政治精英实施统治的过程。

从制度上说，现代民主制更多地借鉴了罗马共和政体，因此论者通常以“混合政体”称之。然而，在推崇直接民主或是在古希腊人看来，作为现代民主制标志的选举，实际更类似于古希腊的贵族政体或寡头政体。因此，有些“原教旨”民主主义者便批评说，代议制悬置了人民的主人地位，人民仅仅成了选择代理人的“同意”之声。作为抨击代议制的领军人物，卢梭斥责英国的议会制度玩了一个“江湖骗术”：人民在选举自由时是自由的，但议员选出之后，就立刻变成奴隶了。

作为代议制民主的辩护者，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认为：“显然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但是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

自由主义的资源供给

近代以来，对现代民主政体的质疑声越来越少，而赞美之词则越来越多。比如达尔就声言，实行民主至少有十大好处，其中包括有助于避免独裁者的暴虐统治，使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为个人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养成道德人格，更好地维护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造就政治平等和经济繁荣等等。但是，历史上那些抨击民主制的声音可能恰恰会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那么，民主制本身真的能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吗？或者，如果说当今所谓的民主政体真的能带来这样的好处，是民主制本身的结果吗？

正如托克维尔所担心的那样：“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长期困扰民主政治的一个悖论是，民主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多数原则的正当性一经确立，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就立即成问题了。这种做法在实行过程中便极容易演变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而且这种暴政往往还被涂上“公正”、“民意”的色彩。

从严格意义上讲，暴政的性质与施暴主体的人数并无必然联系，少数人对多数人施暴是暴政，多数人对少数人施暴也是暴政。因此，要防范暴政的发生，理当超越多数和少数的视域，而为属于每个人的自然权利作终极辩护。在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这项工作主要是由自由主义完成的。自由主义一个核心论点是，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在内的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的“天赋“权利，不但在逻辑上先于政府，更在价值上高于政府。自由主义强调，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政府可能会演化成侵犯人的自然权利的洪水猛兽，但“经常地普选不会提供一种足以阻止暴政的外部制约”。因此，用根本大法即宪法的形式来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公共权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学者张凤阳提出，现代的民主政体若真的带来如达尔所言的那些好处，这些好处的取得，与其说是民主本身的功劳，不如说是因为一些别的装置复合在民主政体之上，并为民主机器的运作提供了限制性保护。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考量，为民主机器提供限制性保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资源供给。迈克尔?罗斯金等人在《政治科学》一书中，也列出了代议制民主的几个要素：人民对政府的支持；政治竞争；权力交替；持异议和不服从的权利；政治平等；征求人民的意见等。所以，正是因为民主同自由、共和等等复合在一起，代议制民主才在现代社会变成了密尔所说的“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

（参考资料：张凤阳《政治哲学关键词》；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张晓燕《浅析民主的概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