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生”存在的“合理性”

　我刚参加工作时,对一些“好”学生的喜爱是情不自禁的:喜欢他们的彬彬有礼,喜欢他们的勤学好问,喜欢他们的聪明智慧,喜欢他们的听话乖巧。而对“问题学生”却不然,就我本人来说,对于“问题学生”的态度就有着一个“热情投入—无可奈何—失望至极—深恶痛绝”的变化过程。因为是他们曾一度伤害了我的职业荣誉感和责任心,一度让我产生失败感和对教师职业的厌倦。后来,一件小事改变了我的想法。
　　有一次,我无意间翻看班上一名女生交给语文老师的日记:“那道数学题,我想了很久也没有做出来,我哭了。老天啊!为什么我这样笨?我晚上睡觉,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袋都是老师的责备、家长的失望和同学的嘲笑,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去死……”这位女生平时不爱说话,学习虽努力但成绩依然很差。看完她的日记,我很快找到她,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正是这次谈话,我了解到了一些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内心的痛苦和困惑。震撼之余,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行为,这也成为我开始关注“问题学生”的起点。
　　从那以后,在好奇心和责任感的双重驱使下,和各种“问题学生”的交心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慢慢地,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学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有一名男生,父亲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他表面张扬外向,内心却极度敏感,有一次因上课讲话被老师骂,从此自暴自弃,破罐破摔。他平时对人对事,常常表现出“满不在乎”,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与自卑。
　　还有一位男生患有癫痫病,疾病带来的痛苦和对疾病的恐惧使他无心学习。
　　有一名女生,父母离婚后又各自成家,只留她一人“独守空房”,可以想象得到一个14岁女孩是何等的孤独、无助和凄凉。
　　……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喜欢“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后,各省文理状元在各种媒体的大肆报道下,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赞美、羡慕、荣誉、甚至是利益铺天盖地,蜂拥而至,连状元们所在的学校和老师也美名远扬。
　　高考的成功固然令人欣喜,但我们在为“成功者”庆贺的时候,是否看到更多“失败者”者黯然神伤的泪痕?
　　我想我们的视野中不应只有那些“好学生”,还应该包括那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生活中不被“命运”眷顾的学生、身体上有残疾或疾病的学生,甚至那些对我们“理想的教学”并无贡献却可能起反作用的学生。他们当中许多人奋斗过、拼搏过,然而他们却不是“命运之神”的“宠儿”,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成为各类考试的“失败者”,甚至他们成为各类“励志教育”的反面教材。
　　客观地讲,有为数不少“问题学生”是“人为”的结果:一些学校为了追求“状元”的明星效应,对一些“学生精英”进行集中“圈养”,而对其他学生则实行“散养”,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这对那些“差生”公平吗?由于教学资源的失衡,造成学生成绩两极分化也在所难免。还有,学校对教师考察是以教学成绩和升学率为标准,使得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无论从自身利益上还是情感上都不由自主地偏向成绩好的学生,和“问题学生”的距离逐渐越来越“远”、感情越来越“冷”。也可以说,他们成为了我们现行教育体制的“牺牲品”。也许有人会说:竞争必然会有失败者。问题是,教育竞争和商业竞争本质上是一样的吗?
　　我想起了黑格尔那句著名的话:“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他的话通常容易被误读为对实现中不合理事物的存在辩护的嫌疑,人们却忽视了他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不要拿理想中的构架强加于现实之中,“把理念与现实分开”,“把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产生的梦想当成真实可靠,以命令式的‘应当’自夸”。在现实的教育生活中,“存在的”是指所谓的“问题学生”以及他们的所享有的公平教育的权利,而对“问题学生”和他们这种权利的尊重就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必将且应当是永远“存在的”。
　　呼吁更多地关注“问题学生”,并非是“同情弱者”的心理作祟,也不是在做“无可奈何花落去”、“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消极感叹,更不是为懒惰、不思进取找托辞和做辩解。能否正确对待“差生”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教师的良知和正义,在拷问着我们的教育体制。或许我们教师应该在这个呼唤“以人为本”的时代,更多地关注“差生”,不仅要尊重和维护他们作为受教育者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更要从情感上和实际行动上去关爱和保护他们,并给与一名教师所能给与的理解和帮助。尊重“问题学生”,就是尊重教师自己,就是忠诚自己的事业,就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作者单位 广东省东莞市莞东华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