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对“三农”问题的一点哲学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成为知识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各大学相继成立了“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三农”愈来愈成问题，“三农”问题越研究越哑，最终成为连国家总理都感头痛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多少年来，有多少高级科研人才，有多少科研经费，投在了“三农”问题研究上，可实际效果却不明显。对此，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反思。我想在知识界众多研究的基础上仅从哲学的角度对“三农”问题做一点思考 ，与各位同行探讨一下。

首先，我国的“三农”问题研究方式方法及研究体制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坚持用联系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不全是“三农”内部引起的问题。这样的“三农”问题的出现与外部是相关的，是与外部的改革相伴的，比如，教育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等。所以，研究“三农”问题必须联系这些相关问题，如果就“三农”而“三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审视相关的体制改革。一个国家的改革必须是配套的。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任何一项改革都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无论是从经济上、哲学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都是不能的。

二、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首要观点就是实践，理论要联系实践。我国“三农”问题的研究的现状是：大学研究机构视“三农”问题研究为使命，县乡农村机构视“三农”问题为负担而穷于应付。“两田制”的试点和推广，而后又取消；乡镇机构拆分后的合并；乡镇机构人员膨胀后又精简；乡镇政府基金会成立后的撤消；乡镇企业建立后企业又要改制；农村实行“三提五统”后又要费改税等等，没完没了。这些经济上的改革措施不断地实施，又不断地被取消，仅仅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相继发生的。这些年里，研究者们的“使命感”，也确实令实践者们应接不暇。不得不承认，“三农”问题的研究与“三农”问题的实践一直存在矛盾，甚至相互间有抵触。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情况，与我们的理论研究体制、研究方式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仅凭自己的使命感进行经院式的“三农”问题研究，与实践不矛盾才怪。

把“三农”问题放在大学科研机构里进行研究，是中国社会科研机制的一个特色。大学里和一些社科研究所并没有“三农”实验室，可是都有“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和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与之形成非常鲜明对比地却是，市、县、乡一级既没有“三农”问题研究机构，也很少有农村问题社科研人员。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个科研体制问题，是科研经费配置问题。就连为农民喊苦、为农村喊穷、为农业喊危险的李昌平同志，也由乡镇跑到研究机构搞起“三农”问题研究来了。李昌平同志为什么要跑到大学里或研究所里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家的科研经费都被各大学和各研究所垄断了，大学的研究机构和一些研究所垄断了“三农”问题的研究权，而理论研究又与实践相脱节。

鉴于此，笔者想就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提几点建议：

一、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要从内外因一齐入手。

“三农”问题的内因就是党的农村政策和国家有关“三农”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基本确立了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还有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农业法律法规。本来“三农”即使有了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研究“三农”问题从内因上讲就应该围绕双层经营体制和有关法律法规问题作文章，解决“三农”问题也无非就是落实这一双层经营体制和完善相关法律。但是，目前我们的“三农”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已经偏离了这个方向。

“三农”问题的外因就是其他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如教育体制、财税体制改革等。比如说教育体制改革：现在的我国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其它所有的行业，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农村经济，其市场化产业化的程度远不如我们的教育。有些学者根据西方国家的教育情况认为我们的教育产业化还不够，市场化还不足，我们的教育收费相比西方国家的教育收费也不多，我们的私立学校发展还不够等等。这些人并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国是80%农业人口的农业国，一个农业国能不能照抄10%农业人口的工业国教育模式？显然是不能的，与先进国家接轨必须是全面接轨，不可能只在教育这一个方面去跟人家接轨，否则，到头来只能是鸡飞蛋打，不仅我们的工业、农业与国际接不了轨，而且有可能导致我们教育的失败。这是很危险的。不能否认的是：“三农”问题是与我们当前的教育超前市场化产业化相关的。大学里的学者们、专家们，必须先研究好身边的大学教育问题，研究大学教育问题时结合一下我国的“三农”问题。

二、重点论与两点论统一。　关于“三农”问题，关键是增效、增收。这是从中央到基层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应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

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大力发展高科技农业、高价值农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业，沿海地区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中部地区要发挥粮食生产优势，优化粮食品种和品质结构，发展加工化和产业化经营，把粮食产业做优。西部地区要加大退耕还林步伐，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节水农业。　

四、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农业的地位、作用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之间体现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要求我们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做到既要着眼整体，顾全大局，又要重视局部。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改革我国农业粗放低效的落后局面，使我国农业走上高产、优质、高效之路。

五、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多予，就是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退耕还林规模，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少取，就是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放活，就是要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从而解决“三农”问题。

总之，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不仅要有正确的方向还应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想问题、办事情。“三农”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要实现真正的增收，增效，还需要社会各方面不断的探讨，摸索，创新。希望我国的“三农”问题早日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