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25枚小圆章印证民主　河北青县创村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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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满小圆章的村代会会议记录本。

核心阅读

青县，属河北沧州，居大运河岸。

３月

７日下午３时３０分，青县马厂镇陈缺屯村召开年后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修灌溉沟渠、建农田道路，１０７名由全村１１００多户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就这些全村老小关心的事议得热闹。村代会形成的决议，将由村委会具体负责执行。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村主任王永海说，“过去，总觉得咱是群众选出来的，村里的事就得咱做主儿，老同支部闹意见。现在明白了，党支部、村代会、村委会好比一架马车，党支部是车把式，掌舵管方向；村代会是车主，出主意做决策；村委会是拉车的，管具体往前奔！”

陈缺屯村的变化，缘于“村代会常任制”这一村治新模式。目前，青县３４５个村，不同农户选出的“利益代言人”（村民代表），都可以在村代会这个常设性平台博弈后形成决策。

“分村风波”，逼出村治新举

“今天的农民，不只是土地的主人，更是自个儿的主人”

――青县县委书记　赵超英

说起青县的“村代会常任制”，不能不提陈嘴乡时楼村。

时楼村５００多口人，“南院”人多，选票多，村干部集中，进村办企业的也多；“北院”人少，当干部的少，很难参与村里事务的决策。无权“施政”的“北院”村民上访、告状，闹到后来，提出“分村”。

２００２年６月，青县工作组进了时楼村，找来找去，揪出了“病根”。

“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参与问题。”青县县委书记赵超英说，实行“大包干”以来，农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今天的农民，不只是土地的主人，更是自个儿的主人”。

依村委会组织法，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级的“最高议事和决策机构”，而实际中，居住分散、人口流动，有的村难以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虽有代议职能，却须由村委会召集才能开会。被监督者召集监督者开会，不少地方的村民自治成了“村委会自治”。

“民主选举不是万能的。还要畅通其它渠道，保证村民经常地、充分地参与到村政村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中来，才能防止民主选举的干部不民主、不公正、不廉洁。”赵超英说。

时楼的分村风波，逼得工作组从现有的政治资源上找“药方”――能不能以每十户为单位选出一名代表，组成村代会，南北两院都有份儿，“坐到一起”商议村里事务，解决靠选举解决不了的事情？

２００２年７月起，时楼村村代会成了常设性的议事、决策和监督机构，大家虽然还为一些老问题吵来吵去，“但毕竟有了个正式、公平的吵架的地方，最终还得服从多数代表的意见。”

心态平和了，注意力转向生产和建设，时楼村修了路灯，打了机井，接了有线电视，办理了新型合作医疗。

如石击水，时楼由“乱”到“治”引发连锁反应，新的村治模式在青县迅速推开。

　　支部说，村委干，村代会点头才能算

“自己决定的事情，干起来可不就更得劲？！”

――小杜庄村村民代表　叶兴瑞

清州镇陈奎庄村老党员张宪文，现在最看重专属个人的一枚印章。

这枚小巧的圆章上刻着他的名字，并使他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身份――陈奎庄村民代表。这样的印章，全村总共１４枚，村代会上如果“缺席”４枚，村里所有的重大决议将无法实施。

像张宪文一样，青县３４５个村的６３２５名村民代表，每人都有一枚小圆章。

村民代表会议成为经常性议事机构，经村民会议授权享有决策权和监督权，村委会对村代会决议如有异议，可提请村代会复议，或建议召开村民会议做最终决定，村党支部主要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发挥领导作用。

这些，被县委书记赵超英概括为三句话：党支部抓大放小，领导核心到位；村代会由虚变实，决策监督到位；村委会依法管理，职责权力到位。

当地农民说得更形象：“支部说，村委干，村代会点头才能算！”

金牛镇大鹁鸽留村村班子想把村外集体种的树包给个人，这事上了村代会，结果，盖上去的小圆章不够数，被否了――“这树基本成活了，不用太管。”

２００４年，大鹁鸽留村招待费有点儿多。这事拿到村代会上讨论，决定不合理的开支不给报。村党支部书记韩之华年工资１万元只拿到８０００，被扣掉２０００块餐费。

“自个儿选出的村民代表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咋办？”在青县问一些村民，回答几乎都是“他不敢，我们可以罢免他。”

开会当“议员”，散会是“帮办”――不只一位村民代表给自己这样定位。小杜庄村村民代表叶兴瑞说，“过去村里办事是‘一顺儿的’，从上到下，当干部的说了算，定了办。现在呢？村里办啥事都‘两来着’，群众把意见反映给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带到村代会上讨论表决。自己决定的事情，干起来可不就更得劲？！”

村治新举，催生“自愈”能力

“过去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现在就是有了事，也能自己消化掉”

――青县县委书记　赵超英

２００４年，盘古乡王黄马村经过村代会讨论决定，同意村里１８０多亩荒地被乡里征用建奶牛养殖厂。当时每亩价格１００元，过了几年，毎亩地对外承包费涨到了３００元，尽管一些群众认为当初征地价格偏低，但这事当初是由自己选出的村民代表决定的，大家也就没了怨言。

“换在过去，这事由村干部几个人定，群众肯定认为他们从中不知得了多少好处，意见肯定大了去了！”王黄马村村代会主席张金柱感慨。

“村代会常任制”使村民民主权利落实到位，“对那些乱村、上访告状村特别管用。”县委组织部长李宗彦拿出一组数据：２００３年以来，青县农村信访总量逐年下降，３７个“上访村”自动息访；反映村干部以权谋私、贪污浪费、违法作为的上访平均每年下降１５％。

作为县委书记，推行村治新模式后最大的感受是啥？赵超英回答：“老实讲，过去我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出乱子。现在，我不敢说绝对没事，但可以肯定，凡是村治新模式落实到位的村，基本上没事，就是有了事，也能自己消化、解决掉，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愈能力。”

赵超英所说的“自愈”能力，还表现在“两委”消除矛盾、集中精力干事创业上。

金牛镇阎庄子村曾是出了名的“两委”不团结村，村支书滕功普坚持党支部管一切，村主任代书清认为“咱是群众选出来的，村里的事就得咱做主”，村“两委”经常闹得不可开交，村里公共事业陷于瘫痪。推行村治新模式后，阎庄子村“两委”明确分工，有事交村代会讨论，矛盾有效化解，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发展上。

青县县委组织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２００２年的２８４２元上升到２００６年的４０１８元。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全县用于农村文明生态村和公益事业建设的投入达１．８９亿元，是前３年的４倍。

有了“民心”，不愁“核心”

“抓大放小，基层党组织没有边缘化，干部威信倒是大大提高了”

――大鹁鸽留村党支部书记　韩之华

“支书说了不算，村民说了算，基层党组织会不会被边缘化？党的领导又如何体现？”村治新模式推行之初，清州镇罗店村党支部书记秦恩江心里有疙瘩。

几年实践，这位当了１５年村支书的“资深村官”顾虑全消。议事权还给村代会，办事权交给村委会，“过去大事小事一把抓，成天陷在矛盾堆里，谁家猪羊跑出圈也来找我。现在村代会议、村委会干，我腾出精力，可以考虑更大的事。”秦恩江说。

在青县村治新模式中，党支部的定位是“抓大放小，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到位”。所谓“小”，是指修路、打井、批宅基地等村务事权；至于“大”，则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控人心向背。

３年干下来，大鹁鸽留村党支部书记韩之华说，先前设想的事，基本都办到了，干起来很顺畅，没有什么牵制。“村民代表决定事，村主任具体操办事，还要你这个支书干啥？”面对记者的提问，韩之华的表情变得肃然：“灵魂啊！大伙的事大伙议，议好的事大伙干，不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基层党组织没有边缘化，干部威信倒是大大提高了。”

“以前农村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体系外，这种情况下就核心说核心没人听。现在党支部借助村代会这个载体进入村民自治体系，与村民‘绑’在一起，实现了加强党的领导、农民当家做主、依法办事三者的有机统一。”县委书记赵超英对记者说。

有了民心，不愁核心。２００６年青县村“两委”班子换届，２９３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连选连任，比例达９２．２％，２６２２名党员被推选为村民代表，占村民代表总数的４１．５％。４年来，青县农村青年踊跃申请入党，每年新发展农村党员近６００名，是之前的３倍。

“归根到底，党在农村的执政要过好民主这一关。变‘为民做主’为‘村民做主’，农村社会才会整体和谐。”赵超英说。

专家点题

农村在成功进行税费改革后，如何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是一项关键性历史任务。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翁鸣

青县的探索，不仅解决了村治模式问题，而且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如何加强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于建嵘

青县模式，初步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背景下，怎样改革和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问题，找到了“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办事”有机结合的途径。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　詹成付 (记者　王方杰　王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