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由“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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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丰富、创新性强，引起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热烈的讨论。他们在《物权法》、反垄断、三农、教育、医疗、环保、能耗和社会和谐等方面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见解深刻的言论，还有不少发言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在这段时间，我们也与代表一样，在场外就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和讨论，并以学者的角度建言献策。这一工作得到许多权威专家学者的积极配合与参与，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与热情鼓励，在此深表谢意。在今年全国两会闭幕之际，我们还是回到2007年的主题上来，就如何“又好又快”地发展中国经济做些概括性的探讨。

　　2007年，政策重心由“快”转向“好”

特约主持人：周民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期嘉宾：王岳平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周民良：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9407亿元。根据这一指标估算，2006年全国人均GDP为15973元，与2005年的14040元对比，又有明显的增长。假设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以保守的1比7.97计算，2006年，全国GDP总量达到26274亿美元，略低于一年前德国的水平；从人均GDP来看，2006年全国人均GDP达到2004美元，比2005年的1704美元增长300美元。随着基数的增大，全国经济总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值的规模扩大都很快。

但是，在2006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收入差距、经济效率等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更加注重转变增长方式，将政策强调的重心由“快”转向“好”，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目标。

王岳平：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的趋势，既符合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但是，经济增长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配合与协调，经济过快增长会带来产业之间的协调困难，同时在社会管理没有相应跟上时，会出现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针对过去四年GDP连续增长超过10%的现状，温家宝总理提出，今年的主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这表明，目前速度不是主要的，应把更多精力集中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去。

第二产业仍将是长期发展的重点产业

王岳平：面临着日益开放的环境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提高国际分工地位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主要目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但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在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多层次性。既拥有现代化的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也有比较落后的传统工业、甚至是作坊式手工业。

地区发展差距很大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要适应多层次的要素禀赋、适应世界多种形式的分工要求，实施多层次发展和多种模式并存的战略，将改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提升国家利益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出发点。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重视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又要涉足高技术产业，既要立足国内市场，又要重视对国际市场的开拓。

为了适应多种形式的国际分工要求，我们既要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又要建立以规模经济和专门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我们要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营销网络等资源，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中，达到以最低的风险，获取适当的利润，通过“干中学”不断积累知识、经验和实力；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形成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在局部领域实现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

周民良：2001-2006年，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所占比重由14.15：45.15：40.7调整到11.8：48.7：39.5，第一、三产业所占比重不同程度的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上升明显。其中，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1年的39.74%上升到2006年的43.15%.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化推动的，这种状况也符合我国的国情。

从人均资源的拥有看，我国人多地少，在第一产业上没有充分的竞争力，容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第二产业既能有效地转移劳动力，又能容纳高密度的资本与技术，可以充分扩展成能够显示不同要素集约程度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从而在不同产品的国内外市场上显示竞争力。同时，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在产业链条上又与第一、第三产业息息相关，可以带动另外两个产业的发展，它应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点产业与领头产业。

就发展中大国的产业成长规律看，第三产业服务于第二产业，可以容纳大量劳动力，但在产业竞争力和带动作用的发挥上难以与第二产业相比。因而，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根据我国的发展阶段与国民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全方位、多层次地促进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并且随着我国技术人才不断增加，投入到技术密集型工业中资本的不断增多，研发能力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技术密集型工业的比重，应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升级的重要内容。

　　发展循环经济要避免“循环不经济”

王岳平：要保护好环境，重要的是建设完善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我国已经实行了控制环境污染的税费政策，比如，对环境污染行为实行排污收费制度，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给予低税率优惠或直接免征增值税等。但是，在我国现行税收体系中还缺少以保护环境和资源为目的，针对污染行为和产品课税的专门税种，排污费征收只是一种行政手段，还达不到控制污染的效果。

发展循环经济对缓解我国资源环境的紧约束，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意义重大，但要考虑成本收益原则。资源循环利用要有技术支撑，也要支付较高成本，要避免一哄而起和盲目发展，导致“循环不经济”。还要防止以发展循环经济之名行盲目扩张之实。发展循环经济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以政策支持为导向，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同时，还需加快制定循环经济法规，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规范，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周民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资源消耗高的工业不一定完全限制，但是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一定要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在我国的产业发展中，高耗能产业是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像钢铁与有色金属等行业都是高耗能行业，但又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的原材料工业，尽量鼓励企业按照国际先进水平应用先进技术以节能降耗是必要的，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企业的高耗能性质。

而环境污染则不同，它是企业没有支付治理成本、而将污染损害转移给社会造成的。必须通过规范化的环境准入与退出标准甚至环境保护中绿色标志或者黑色标志制度的实施，以政策引导和社会监管的方式，促使那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从市场退出，将市场份额让给能够充分保护环境的企业。另外，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对出口政策调整和优化，限制乃至禁止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严重的产品出口。

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中扩大就业

周民良：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资料，今后几年，全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但是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1200万左右，年度岗位缺口达到1200万人，创造就业机会将是今后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在一年前，一些报刊上还出现用工荒的描述，反映出对就业形势的不同观点。现在看来，从全局来看，就业难是主要矛盾，用工荒只在个别地区出现；从就业结构上看，普通就业岗位供过于求，特殊技能如高级技工等行业存在短缺。从总体上看，制定《就业促进法》，积极促进企业吸纳劳动力是必要的，但从结构上看，也应该通过积极的政策手段，引导和干预就业结构，促进充分就业。

一方面，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规范和引导劳动力从就业不足的地区向就业荒的地区流动，实现劳动力更有效的利用；另一方面，要更有效地调整人才培养方式，优化人才结构，适应市场需求进行人才培养。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不断提升的同时，应加快与上述进程相联系的行业的人才培养。

王岳平：在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我们长期停留在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上，就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民生活改善。企业迫于提高竞争力的需要，也应不断更新技术装备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单位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呈现下降趋势，资本替代劳动的进程加快，出现“高增长、低就业”的趋势。

就业压力是我国必须长期面对并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我们必须根据我国产业技术多层次性的特点，走多层次发展的道路，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促进就业的扩大。

既要继续鼓励发展在国内外市场有需求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吸纳就业的机会，也要在发展高技术的同时，重视发展各种有利于就业的先进适用技术，把自主创新、技术进步与创造就业岗位结合起来，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链的延伸，分化出更多的中间产品生产和服务部门，增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

避免决策部门化改革政绩考核办法

周民良：发展政策的实施需要政府加以推动，面对的问题需要政府加以疏导或者干预，这些都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较多的篇幅来谈政府问题，并明确了政府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政府，建设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建立节约型政府”。这样的表达与论述前所未有，言辞恳切。

温总理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这是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与此联系的一个突出性问题是政府政策的部门化趋势应该引起重视。

现实中存在着不少由部门出台的政策，存在的问题是：垄断性制定、封闭式上报、自主性解释、垂直性实施。往往少数几个人就能决定政策的方向，政策的公开性谈不到，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就很难保障，甚至为某些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的政策以公共政策甚至于以改革的名义出台。

王岳平：随着市场功能的逐步增强，政府的经济职能也应作相应调节。从近两年宏观调控的实践看，经济手段在调控投资过快增长中收效不明显，与一些地方政府过于追求地区生产总值快速增长有直接关系。

面对中央的调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或等待观望，或强调自身的特殊情况，或强调相关产业投资膨胀是企业行为政府不应干预，从而使经济调控手段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地方政府的投机行为有多方面原因，与目前“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是分不开的，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也有着重要关系。

从政策优化的角度看，应改革政绩考核办法，弱化GDP速度指标，加强对就业、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社会和谐等方面的考核，进一步强化政策导向、舆论导向和监督机构的作用，使地方政府更加关心辖区全面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而不是单纯的GDP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