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故事讲历史，用历史教做人

最近两年，习惯于一边看书、一边哄孩子睡觉，于是就有了比较规律的阅读时间。看的书基本以消遣为主，但也有看过之后收获比较大的，比如林达的书。林达的书严格来说算是散文集或游记，读起来很轻松，来到某个地方，看到某个新闻，想起来历史上的某件事，某个人，然后从中思考人权与主权，自由和法治，民主与多数人暴政等高深而严肃的主题。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扫起落叶好过冬》，我读第二遍的时候才明白了书名的意思。这本书中记录的是世界经历的一些错误和黑暗，但只有对历史中这些破败的落叶进行清扫和整理，人类才能有走过寒冬的勇气和迎接春天的希望。从以史为鉴的角度，这本书很值得一读，而我要记述的却还是与历史教学有关的一些思考。

最近的学生，对历史感兴趣的越来越多，对历史课感兴趣的越来越少，所以走偏了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比如，我在导师谈话时问学生，对哪一段历史感兴趣，女生几乎全部回答清朝，理由是特别喜欢雍正皇帝；男生则大都对战争很热衷，我的上一级学生中就有一个男生天天以纳粹军礼迎接老师进门，当时我特别想在课堂上讲讲二战，讲讲希特勒，可是我找了又找，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因为三册必修课本上压根没有这段历史，我忽然意识到学生不喜欢历史课，没有从历史课堂中得到足够的正面的东西，也许不是学生的错。当我们把历史分解为政治文明历程、经济成长历程、文化发展历程三条线时，我们的历史变成了理论课，讲理、讲趋势、却不讲人、事和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像是大家本来在看一棵树，有枝、有叶、有花，现在老师过来了，为了讲清楚书的长势，把花揪掉，叶撸掉，枝砍掉，然后给你说，多看两眼，把它记住。那么你还愿看么？该怎么讲历史呢，什么样的历史才吸引人？才具有更大的教育功能呢？

在这本书中有一篇名为《汉娜的旅行箱》的文章。它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日本的民间儿童教育机构致力于在儿童的心里栽下种族宽容和热爱和平的种子，在筹建博物馆的过程中，他们从奥斯维辛借来了一些当时儿童囚徒遗留的物品。在展览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对一个旅行箱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个旅行箱上写着“625”的编号，“汉娜.布兰迪”的姓名和出生年月“1931年5月16日”，这是唯一一个有姓名的展品。孩子们开始向老师发问：汉娜是谁？她长的什么样？她提着手提箱走进集中营时，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那么后来呢？她活下来没有？她的亲人呢？带着孩子们的疑问，女教师史子开始与世界各地的二战博物馆联系，甚至远赴捷克，试图还原汉娜的故事，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史子得到了汉娜的一系列资料，还原了汉娜这个女孩在那段特殊历史中的遭遇。

汉娜出生在捷克一个静谧的小镇，有父母和哥哥，生活殷实而幸福，可是汉娜七岁那年，希特勒逐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拥有犹太血统的汉娜开始失去她所拥有的一切。先是妈妈被带走再没回来，可汉娜的妈妈即使被关押着还是为汉娜的八岁生日寄回了生日礼物：一条用省下的面包做成的心形项链。接着，父亲也被纳粹抓走了，汉娜和哥哥被好心的姑父收养，1942年，汉娜接到通知，带着故事中的手提箱和哥哥一起被囚禁到了纳粹建立的莱西恩施塔集中居住区。在进入这个名为居住区的监狱时，士兵在汉娜的旅行箱上写下了她的姓名和出生年月。

史子还原了汉娜的故事，展出着汉娜的照片、小皮箱和在集中营中所画的画（这个孩子在毫无希望的集中营中还在画着彩色的花园），这样一个算不上历史人物的小女孩，这样一个谈不上是历史的故事，却那么真切的在控诉着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和种族迫害，那么强烈的教育人们要种族宽容，要热爱和平。汉娜的手提箱与我们课本上的轻描淡写相比，谁更有教育的力量？结果显而易见。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就用这些真实的故事去做二战的教育，人都有同理心，谁还能面对着这样一个无辜消逝的美丽生命，谈希特勒的伟大呢？如果我们把课本上抽象的历史规律、历史概念、历史阶段变成热爱和平的教育，尊重生命的教育，对于我们的大多数的将来不会去做历史学家的学生是否更有意义？如果我们的社会更注重人文的历史教育，那么那位所谓的精英陈光标先生还能公然在人大期间提出“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不能生孩子”的议案么？用受教育的程度划分人的三六九等，然后剥夺弱势者的基本人权，这一想法跟当初纳粹宣称犹太民族为劣等民族，然后加以迫害和屠杀的做法有何区别呢？

历史很遥远，而我们历史教师却可以不断地去丰满它，让它更鲜活，更生动，更感人，更能与人特别是学生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