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天下解说词（八）：共建和谐

宇宙广袤，星空浩渺。2003年10月15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五号傲然矗立，即将进入中国载人航天飞行的新历程。

　　一声令下，飞船腾空，璀灿的火焰，燃烧着中国人的激情与梦想，在长空中划出美丽的彩虹。

　　这是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把人送入太空的国家。

　　宇航员杨利伟代表中国人写下这样的话语：“为着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类最近100年来的历史吧。

　　刚刚过去的20世纪，科学技术的成就几乎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也是人类多灾多难的一百年。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奥斯威辛集中营、核战争的威胁、艾滋病、环境危机、能源短缺，等等，等等……给人类的命运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没有哪一个时代像20世纪那样，希望与失望、善与恶、繁荣与危机、进步与倒退……各种矛盾对立，尖锐地摆在人类的面前。

　　100年过去了！千僖年的钟声，还清楚地回响在人们的耳边；那欢庆的场面，是对未来祈盼。人类依然怀着希望和信心，憧憬着美好的新世纪。

　　21世纪，人类的命运会如何？面对新世纪，怎样去化解危机，实现进步、繁荣、和平的梦想？

　　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国这片大地。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有一股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其中不乏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用仁爱之心对待他人，才能得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用仁爱之心对待其他民族，才能得到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用仁爱之心亲和万物，才能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时空流转，人们发现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代。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春秋无义战”一说，当时的华夏大地，诸侯纷争，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如何制止这些毫无道义可言的战争？如何解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以孔孟为首的诸子百家殚精竭虑，夙兴夜寐，他们苦苦思索着，激烈地辩论着。

　　墨家提出“非攻”思想，主张以“兼相爱、交相利”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平。

　　儒家主张通过“以德行仁”，建立仁爱、道德、和谐的社会秩序。

　　翻开《论语》这部儒家经典，人们发现其中“仁”字屡见不鲜，共出现过109次。这个“仁”字集中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

　　最能体现“仁”字内涵的表述，是孔子与其弟子樊迟的一段对话。

　　有一天，学生樊迟请教孔子：究竟什么是“仁”？

　　孔子沉思片刻，回答说：“仁者，爱人。”也就是说，能够爱一切人，就是“仁”。

　　孔子这个回答看似普通，却有着深刻的内涵。

　　“仁”字的构造是人与二字的合写。《说文解字》中解释说：“仁，亲也，从人从二。”意思是，只要有两个人，他们之间就构成一种社会交往关系；要想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要相互亲爱、亲近。所以，“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准则，推而广之，儒家认为通过“仁爱”，最终会达成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也就是中国人非常推崇的“仁爱和谐”。

　　儒家主张的“仁”，不局限于哪一家、哪一族、哪一国，而是一种普适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思想。它实现了中国古代道德理论的新飞跃，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仁，是人与人相处之道。对父母孝是仁，对子女慈是仁，于人忠是仁，敬人是仁，惠人是仁。仁是政治的核心，德政、仁政体现出对民众的爱。爱人者人爱之，憎人者人憎之，害人者人灭之。道德仁义的真谛在于爱人。

　　中国历代思想家都十分推崇儒家的仁爱思想，认为“仁”是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价值的原则。

　　立足于仁爱和谐的思想，人们纷杂、混沌的思想就可以变得清晰、透彻起来：

　　在人与人之间，要平等相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人与自然之间，要尊重自然，“天人合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在文明与文明之间，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在国与国之间，要“以和为贵”，“协和万邦”。

　　“和”必须以互爱为前提。爱则生和，不爱则生离，恨则生斗。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说的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深刻认识。历经几千年风风雨雨的考验，中华民族稳固地凝聚在一起，始终保持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是同这种对人类与自然的认识分不开的。

　　中国历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坚持以和为贵、宽厚仁爱的原则，用信义、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努力使各民族和睦相处，亲同一家。所以，中国历史上尽管曾出现过无数次分裂，甚至是魏晋南北朝那样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

　　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先秦儒家的和谐统一观念，已经根植于华夏大地，深深地印在民族意识之中，成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牢固纽带。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具有56个民族和13亿人口的大国。团结、和谐是民族大义，也是民族大利之所在，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先秦儒家的仁爱和谐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融合和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为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些中国先哲名言，精彩地表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宽宏胸襟。

　　从汉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与世界交流。茫茫戈壁，漫漫丝绸之路。2000多年前，汉朝使节张骞和班超就曾经从这里出使西域各国。汉朝与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的联系和交往日渐频繁。

　　大唐的都城长安，当时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性都市。各国使节往来穿梭，唐朝使节也从这里出访世界。除中亚的一些国家与唐朝保持着独特的朝贡关系外，新罗使节到唐长安89次，阿拉伯大食使节到长安41次，日本遣唐使14次，狮子国使节访唐3次。公元643年前后王玄策3次出使印度，公元663年阿罗憾出使东罗马，公元664年郭务出使日本。此时，唐朝和各国的民间交往也更加频繁。鼎盛期间，长安的国子监和太学，接纳3万多外国留学生，来大唐生活、做官、经商的外国人更是不计其数。

　　史料中，曾记载了唐明皇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个事：

　　有人送给武贵妃一件胡人穿的衣裙，贵妃十分喜欢，但招致皇后的不悦和责难，因为皇族仪式仪容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穿胡服成何体统？事情闹到唐明皇那里，他却哈哈大笑：我们吃的葡萄、弹奏的琵琶，不都是来自胡人的吗？

　　史实表明，盛唐时代，国家统一，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开放，社会充满自信。当时的长安“胡着汉帽”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兼容外来服饰文化的中心。至于“胡食”，更是比比皆是。白居易曾写道：“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近年来，西安地区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胡人女子骑马陶俑和胡人三彩陶俑不胜枚举，甚至还有一些“昆仑”黑人陶俑，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化和周边文化的和谐交流的状况。

　　中国王朝最大规模地向外国派遣特使，则要数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年至1435年间，由明成祖派遣、以郑和为特使的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先后七次下西洋，造访过30多个国家。这不仅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而且书写了一段中国官方外交的佳话，成为中国协和万邦的见证。

　　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各国友好往来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传播到周边地区，深刻影响了东亚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还秉持兼容并蓄的姿态，立足于自身，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数百年后，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唐代禅宗的产生，则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河南济源市王屋山的阳台宫有两棵菩提树，是唐代司马桢和玉贞公主亲手所栽，成为当时佛道两教在此共处的象征。这样，经过互相吸取、融合，终于形成儒、道、佛三家互补共存、和而不同的格局，共同构建枝叶繁茂的中国文化。儒道释三教合流，是中华民族“仁爱和谐”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推动华夏文化走出中国远播东亚乃至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外交，也处处闪耀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

　　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弘扬“和为贵”的思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主张，从而使中国外交思想和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中国阔步走向世界的新时期，中国领导人更加注重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国际战略。

　　1997年11月1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江泽民莅临哈佛著名的“纪念礼堂”，发表了“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的演讲。

　　他以掷地有声的语言，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不时被哈佛学子的掌声所打断。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1993年夏天，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之间真的是水火不相容吗？不同文明之间能不能进行对话？对话的基础又是什么？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同样是在1993年，来自全世界的6000名学者、各宗教界人士汇集芝加哥，对世界性问题和共同的伦理原则进行学术研讨，提出：人类社会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推进两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亨廷顿先生恐怕也忽略了，作为世界文明三大源头的三大宗教教义，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教人向善，仁爱和谐。亨廷顿先生的另一个错误，恐怕在于把人类文明的本质等同于由统治集团推动的政治倾轧。

　　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强调“和而不同”。《左传》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说不同力量和事物之间的和谐会产生出新的事物，而相同的事物相合则不能有新一代事物的产生。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为人处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在反思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同时，面对与现代工业文明相伴随的严峻环境问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在深刻思考着如何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仁爱和谐”，这一中国哲学的古老论题重新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但是，时至今日，世界环境问题的现状仍然难以尽如人意，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问题。

　　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约有11亿多人口生活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每年有1500多万人因空气严重污染而难以生存。

　　全世界的水资源正在日益短缺，20多个国家已经处于长期缺水状态，50年后世界人口的13%至20%将遭遇悲惨的水荒。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和自然环境也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牺牲品。

　　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52种鸟类灭绝，波斯湾水生物种的灭绝难以计算。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使蓝色的多瑙河边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生态灾难--可饮用水短缺，空气严重污染，土地和地下浅水层受到毒害。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过：“大自然从未犯错误，犯错误的是人”。

　　恩格斯也曾经讲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回顾历史，人们不难发现，近代文明过于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

　　中国的传统文明，比较注意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散发着古代智慧的光芒，而且洋溢着现代科学的精神，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

　　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是各民族大交往的世纪，是人类和自然和解的世纪。我们深信，在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面前，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富有的和谐品格，必将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大业提供深刻的启迪，必将对妥善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正迈向新世纪，新世纪更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贡献！

　　人类光明而美好的道德必将流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