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1984年除夕夜：带领全家学唱《我的中国心》

图为1986年2月7日，胡耀邦在云南省罗平县板桥区长底乡参加当地苗、布依、彝、汉族群众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并和各族群众一起跳起民族大团结舞。新华社记者李玉龙 摄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3期，封面故事：领袖们的春节

1965年宝鸡过年吃“手抓饭”

40多年前，孙文虎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的一名学生，1965年，他跟胡耀邦到陕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他回忆道：当时，胡耀邦是团中央书记，派去陕西省任代理书记，兼“四清”工作团团长。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也派往山西长安县柳谷庄大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春节假期，工作队员一起回西安，在宝鸡休整过节，胡耀邦给我留下了两件永远不可忘记的故事。

一件是胡耀邦做形势报告时，在谈到红与专的关系时，他说现在国内大报小报都在争论红与专的关系，有人认为先红后专，就是说只有红才能专。胡耀邦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用男女关系来做对比，说红与专的关系如男与女的关系一样，既有独立、又有相辅，男女结合才有世界，但不能说有男才有女，母生男就是男，生女就是女，红与专结合起来才能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说国内外，有许多人他不一定参加某个政党，但却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如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解放前，他不参加任何政党，不同意毛主席暴力革命的路线，主张科学救国，但他是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以胡耀邦不赞成红与专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另一件是年三十吃年夜饭。大约下午五六点钟，在宝鸡一间礼堂里吃晚饭，当工作队员都到齐了，胡耀邦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吃团圆饭，我宣布两条纪律：一条是今天吃的饭叫五爪抓饭，南方出身的工作队员，习惯用筷子吃饭，但今晚用筷子就没有饭吃。”说完，他掩起衣袖，展开五指，抓一把饭就吃，引起全场大笑；接着，他宣布另一条：晚饭后都去跳舞，男队员不跳，明天照样有饭吃，女队员不跳明天没饭吃，这更引起哈哈大笑，全场鼓掌。

胡耀邦从团中央书记到党中央书记，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总是那么和蔼、热情、谦虚、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都没有。

学唱《我的中国心》

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得，1984年的春节晚会结束时，胡耀邦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胡总书记看了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非常感动，要求你们马上复制一盘录像带，给胡总书记送来。中央电视台马上照办。后来，老领导告诉黄一鹤，中央电视台这帮人兴奋得睡不着觉，胡耀邦这一宿也没睡，他带领全家人把《我的中国心》给学会了。

大年三十值夜班

胡耀邦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任中央主席和总书记期间，经历了6个春节，其中4个是在基层同群众一起度过的。他所到之处往往不是大中城市、富庶之地，而是“老少边穷”等贫困落后的地区。他深入矿山井下、穷僻山乡、牧民帐篷、边防哨卡，一头扎进老百姓中间，同他们拉家常、议致富、话未来。自胡耀邦开始，这种春节下到基层访问、给群众拜年的工作方式，逐渐作为一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制度延续了下来。而胡耀邦“重民、爱民、亲民”的领导方式也渐成定制。

1981年的2月4日是大年三十。中央书记处需要有领导同志值班，胡耀邦说：“大家辛苦一年啦，都要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值班的事就由我来吧。”虽然大家与他争了一番，让他也回家过年，可他说什么也不肯，说：“服从安排，争也无用。”就这样，他让别的同志都回家了，自己在勤政殿值班守夜。秘书梁金泉说：“本来是大年五更，值班就趁机休息一下吧，可他不，还是材料、文件铺了一大堆，伏案工作到深夜，谁劝也不行，凌晨四点多钟才躺下睡着。”

下乡考察，除夕之夜发高烧

1986年年初，胡耀邦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胡耀邦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胡耀邦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胡耀邦的碗里。就这样，胡耀邦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胡耀邦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胡耀邦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胡耀邦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胡耀邦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胡耀邦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胡耀邦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胡耀邦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胡耀邦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又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胡耀邦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温家宝根据胡耀邦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胡耀邦总是等着听温家宝的汇报。14日和15日，胡耀邦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胡耀邦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胡耀邦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1986年2月20日下午，胡耀邦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