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回乡，重构传统乡村文化

　　夏昭炎（右一）在给留守儿童上课，左一是他老伴杨莲金。曾志前摄

　　编者按

　　当前，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外出务工潮波澜壮阔，许多乡村精英流失、人去地荒，中国农村正呈现空壳化。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农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该如何发展，如何治理？千余年的文脉如何接续，传统乡村文化如何重构？

　　乡贤，多是饱学之士、贤达之人。重构传统乡村文化，需要一批有奉献精神的乡贤。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而回乡的乡贤，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本报今天起推出“新乡贤 新乡村”系列报道，首篇记叙的是浙江省绍兴市重构传统乡贤文化、创新乡村治理的故事和经验。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收到一份《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的提案，提案人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案由是：希望向全国推广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原上虞市）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

　　王志良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无论走到哪里，心头始终有浓浓的乡情和乡恋。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一种精神原动力。上虞乡贤研究会在研究发掘和整理积累区域文史资料、抢救当地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联络走访乡贤游子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王志良推崇的“乡贤文化的上虞现象”，正是绍兴实施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试验区建设”计划所期望的。记者6月中旬来到绍兴，采访这一计划实施情况。绍兴市委书记钱建民表示，这项计划针对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浪潮下，农村空壳化背后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

　　城市化不能以农村空壳化为代价

　　“基层治理现代化试验区建设”计划的设计者是绍兴市委组织部，绍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晓东道出了推出这一计划的背景：乡村治理，呼应的是一项时代命题。据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调查，每天正有300个村庄消失。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该如何发展？乡村社会该如何治理？这一命题，正在叩问中国。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占比达51.27%。城市化快速发展改变着中国农业国的面貌：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热潮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逐渐消退，农民对土地的依恋逐渐消失，挣脱土地束缚的愿望日益强烈，新生代农民成百上千万地涌向城市，掀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进城潮。

　　当农民奔向城市务工、生活时，他们很快发现，让城市接纳他们是何其之难，要想融入城市生活更是难上加难。外出务工潮也导致了乡村精英的严重流失，农村人心离散、人去地荒，中国乡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衰变。

　　当改革开放让9亿农民衣食无忧之后，农民为什么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方式感到厌倦，以至要逃离农村，宁肯漂在城市也不愿意回乡？乡村的传统魅力去哪儿了？是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不重视？

　　绝非如此！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对农村的重视史无前例，延续了上千年的“皇粮国税”被废止；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战略，中央连续出台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状况；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政策体系，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我国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社会进步，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那么，乡村为何变得如此缺乏吸引力？绍兴市的店口镇，或许能为中国的乡村治理和城镇化之路带来一种新的启示。

　　店口，一个曾经赤贫的纯农业半山区乡镇，改革开放后一跃发展成中国东部省份最富裕的工业镇，人均GDP达2.5万美元。

　　在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绍兴，就经济发展而言，店口只是一个缩影，但就基层治理而论，店口确实有着不少先行者的探索：请民工输出地的民警来管理本镇的外来务工人员，请“娘家人管婆家事”；选择不同行业365个普通人的照片上墙，让老百姓获得荣誉感；将村干部履职期间对村民的承诺以及村民对村干部的诉求刻在桌凳上的“村民桌凳”……种种创新使这个小镇被上海世界城市双年展城市馆选中，成为世界30个参展城市之中唯一的中国城市。

　　曾赴店口调研社会治理课题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说，农业已成弱质产业，农民已成弱势群体，农村成为落后地区，“三农”问题已成为反现代化和逆现代化的存在。

　　店口的别开生面之处在于，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网络使得这个小社会温情脉脉，而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在公共文化供应、基层民主建设领域的一系列借助公共艺术的实验与探索，使得店口在社会参与、互动的过程中，构建起一个共同体。现代化的到来，并没有让原有的人际、文化碎片化，反而增强了地方认同和尊荣感。

　　“城镇化的要义，不在于物理空间上的塑造，根本是对人的塑造。”这个江南小镇的实践，给赴店口调研的吴晓东留下深刻印象。

　　城市化绝不能以农村空壳化为代价，更不是为了消灭农村！乡村治理迫在眉睫，农村的严峻现实必须改变！

　　让传统乡村文化回归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于城镇建设的要求，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唤起了人们对乡贤、乡绅及乡贤文化、乡绅文化的记忆。

　　乡愁，正是凝聚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因之一。千百年来，多少从乡村走出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最后都会被乡愁牵引，或衣锦还乡，或叶落归根。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乡民树立了榜样，成为道德教化的楷模，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

　　记者在店口遇到镇党委书记方维炯时，他正陪同店口乡贤、新加坡睿思环境集团开发总监张迪松作回乡投资考察。“我们集团决定到中国投资，我首选家乡。”张迪松说。

　　据方维炯介绍，该镇从2011年起每年上门慰问看望店口在外人员亲属，这一做法始于他的前任、现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壮雄。方维炯向记者出示了《店口镇在外知名人士父母慰问表》，总数达94人。

　　“乡贤是店口的骄傲。作为乡贤家乡的干部，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让乡贤的亲属得到照顾，使乡贤多一分对家乡的牵挂。”方维炯说。

　　乡愁牵动乡贤，乡贤回乡则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需催生新的乡绅阶层，这对传统乡村文化的重构、乡村社会的稳固作用巨大。

　　基于这一考虑，绍兴在重构乡村治理的计划中，把发挥乡贤作用纳入其中，呼吁退休的官员、专家、学者、商人回乡安度晚年，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等反哺桑梓，以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的文脉，使回乡的乡贤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近年浙江鼓励浙商回归，其实更应该鼓励浙贤回归。”钱建民说，“乡村要繁荣，离不开城市的反哺，乡贤回乡就是城市对乡村的一种反哺。过去乡村精英学而优则仕，年壮在朝为仕，年老返家为绅，由官宦到乡绅，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人生轨迹。这些人回乡后，以自己的成功人生为乡村树立起人生和道德的榜样。今天，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成为典范，在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之后，在城市无所事事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如果他们能回到乡村，对乡村社会影响巨大，哪怕什么也不做，他们身上发散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对乡民都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呼唤乡贤回乡，对重构乡村文化意义重大。”

　　重构乡村文化，发挥乡贤作用，“乡贤文化的上虞现象”堪称典范，这正是王志良吁请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所涉及的内容。

　　“乡贤回乡的上虞现象”

　　东汉哲学家王充，东晋名相谢安、山水诗人谢灵运，近现代国学大师马一浮、罗振玉，教育家经亨颐、夏丏尊、陈鹤琴，气象学家竺可桢，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胡愈之，“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园林学家陈从周，著名导演谢晋，中国奥运之父何振梁，对国人来说，这些硕彦鸿儒震古烁今，而他们都是上虞的乡贤。

　　丰富的乡贤资源使一个机构诞生：上虞乡贤研究会于2001年成立，宗旨是“挖掘家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上虞成功人士遍布全国各地，是上虞的宝贵财富。不加抢救，过几代他们就会淡忘了籍贯，忘了自己的根。”会长陈秋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年，研究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抢救乡贤。”

　　据陈秋强介绍，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申奥功臣何振梁引起关注。有信息透露，何振梁是上虞人，乡贤会获悉后马上展开调查。何振梁对自己的祖籍记忆模糊，乡贤会很快掌握了大量证据，证明他确是上虞人。乡贤会马上在媒体上刊发文章《为乡贤何振梁喝彩》。看到文章和证据，何振梁感激乡贤会为他搞清了一个连自己都不太清楚的问题，欣然承认自己的祖籍。

　　乡贤会成立之后，一直真诚为乡贤提供服务。“稀土之父”徐光宪，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是上虞汤浦人，但因久居外地，连自家的祖坟也找不到了。陈秋强偶然获悉此讯，便一次次赴汤浦寻找，终于在下徐村找到了徐家祖坟，遂联系一家企业捐资对徐家祖坟进行修缮。徐光宪闻此深为感动，邀在美国的女儿和外孙女专程回乡祭祖。徐光宪真诚地对陈秋强说：“我们将永远铭记家乡的恩德。如果我和孩子们能为家乡做些什么，务请告知。”

　　编撰《虞籍名士通讯录》，开展“走近虞籍乡贤”采访活动，开辟“上虞乡贤名人展厅”，乡贤会的工作使乡贤文化成为上虞的一个窗口、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对外文化名片。

　　新世纪前后的数十年间，上虞各地耸起了18栋教学楼。这些教学楼的背后，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乡贤，用一个个茶叶蛋和浓香扑鼻的粽子堆垒起这些巍峨的楼宇——张杰，香港以卖螃蟹、粽子和茶叶蛋为生的小贩，一家三代居住在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省吃俭用，却先后向故乡捐赠了1200万港币，甚至连儿女孝敬他生日的钱也被他悉数捐出，为家乡建造了18栋校舍，捐赠了无数的教学仪器。问及为何如此重视教育，他语重心长：中国贫困落后受人欺负，主要吃亏在教育上。谈到对家乡的感情，他深情地说：“自己好，不算好，家乡好，才算好！”

　　因为有了乡贤企业家王苗通，地处山区的陈溪乡人民有了寄托精神的好去处——苗通剧院。王苗通捐资700余万元建的这一剧院，规模与装备堪称一流。

　　“上虞旅游业一直上不去，是乡贤谢晋为家乡提供了契机。”陈秋强对记者说。“谢晋回乡得知家乡为旅游业难以发展而犯愁，就请来了韩美林设计了舜耕像群雕，这个群雕体量是中国第一、亚洲第三，成为上虞城市的标志性艺术，上虞旅游的突破口由此打开。”

　　乡贤也深度介入上虞经济发展。如大龙山开发、祝府兴建、英台故里的文化环境营建，甚至舜耕大米、谢安家茗、白马湖水产等品牌的文化包装都闪烁着乡贤的智慧和力量，是乡贤使上虞的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对接，草根文化与大雅文化互动，乡贤文化与传统乡村文化共振。

　　新乡贤是新乡村成功的标杆，发散出的是榜样的力量。乡贤会先后总结出以德治国的虞舜精神、“东山再起”的谢安精神、投江寻父的孝女精神、清廉无私的孟尝精神、与时俱进的春晖精神、“当代武训”的张杰精神，这些精神滋润着上虞，成为凝聚人心的力量，成为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基层治理中的有效方式。

　　有关乡贤的故事在绍兴各县市区层出不穷：诸暨市店口镇回乡教师和回乡医生为当地义务支教和无偿门诊；嵊州市乡贤、绿城房地产老总宋卫平回乡投资20多亿建设嵊州绿城现代农业综合体；新昌县乡贤丁利明辞职回乡种植中药材，编药典、撰茶文，欲把家乡打造成以胡庆余堂为依托的中医药养生文化旅游基地……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力量。农村空壳化的原因之一是人心离散、精英流失，究其根源则是传统乡村文化的衰亡。上虞乡贤文化的繁荣，有力促进了传统乡村文化的重构，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治理。

　　“城市化若以农村的荒芜衰落为代价，是不可取的。”郁建兴直言。

　　重塑乡土精英

　　重构乡村文化，仅仅呼唤乡贤回乡还不够，绍兴市的一个创新之举是：重塑乡土精英。

　　如何重塑乡村精英？为有一技之长的农民评星级！这就是绍兴组织部门正在实施的民间人才“万人计划”。

　　“在乡村缺乏吸引力、农民缺乏归属感时，给他们一个身份，让他们认识到自身价值，找到努力方向。这种身份认同从评选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生产和文艺技能开始：会种地的评农艺师，泥瓦匠评建筑师，拉二胡的评琴师，从一星级到五星级不等。”吴晓东说。

　　目前，绍兴各区、县（市）民间人才星级评选开展得如火如荼，群众参与积极性很高。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万人计划”于2013年启动，先在15个乡镇街道试点，8月在全市推开。计划用3年时间，让全市80%左右的家庭都有人获得民间人才称号，其中培养选拔五星级、四星级民间人才1万名以上。

　　据绍兴市委人才办负责人介绍，民间人才评选分文体艺术、生产生活技术、经营管理服务、特色产业四大类。评鉴分五个等级，采取比赛、认证、评审等方式评鉴确认，其中五星级、四星级由市县两级评定，三星级由乡镇（街道）评定，一星级、二星级由村（社区）、企业、协会评定。比赛和评审是评鉴的主要方式。自去年开始评鉴以来，该市共组织各类才艺展示、技能比武等评鉴活动1017场，搭建了基层群众“秀”一技之长的平台。

　　“民间人才是基层群众中有一技之长、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才，具有草根性、广泛性、非官方性等特点，是基层稳定的重要力量。加强民间人才队伍建设，是新时期党管人才工作践行群众路线具有开创性的一项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市委书记钱建民肯定说。

　　据悉，目前绍兴各区、县（市）已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发放证书7.58万张，挂牌2.78万户，奖励资金110多万元，创业信贷667万元，选拔986名民间人才作为入党积极分子，2422名列为村级后备干部培养对象。

　　对已经评出来的人才，该市还组织开展学习培训、技术传授、经验交流、成果推广等各类活动，参与者已达3.3万人次。此外，该市还培育民间组织1495个，创设志愿服务、技术帮扶、文化活动等载体，有3000多名民间人才参与择岗服务；建立联系联络制度，有6.2万名干部联系8万余名民间人才，通过经常性走访，把民间人才团结和凝聚在党组织的周围。

　　经过一年多的评选，全市评出各类民间人才36.5万人，群众的尊荣感大大提高。

　　高新区稽山街道家庭妇女张林芬，包粽子技术一流，经“民间人才厨艺比赛”获得中级家政师称号，绍兴电视台录制了她包粽子的节目；越城区塔山街道妇女吴英因唐装、旗袍等古装上的盘扣做得好，被评为三星级民间人才；新昌县沙溪镇农民方中平有机水稻种得好，被授予民间人才工作室牌匾……星级评定使普通农民发现，只要干得好，都会得到尊重，他们就是乡村里的精英！

　　今年5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罗林斯学院姚渝生教授来到店口镇湖西村调研。5月29日结束10多天的调研离开时，这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乡村建设关系兴趣浓厚的学者说：“士绅传统在店口复苏了，这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延续。”（本报记者 刘 伟 严红枫 叶 辉 绍兴日报记者 裘浙锋）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样板

　　本报评论员

　　城镇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滋味复杂的命题，近20年以来，它陆续将诸多治理困境呈现给了转型中的中国。在这当中，乡村空心化、乡村文化断裂、农村社会治理失效尤其令人忧心。人们的普遍感受是，中国乡村已经被一路高歌猛进的城镇化抛在了身后，正气喘吁吁地奔跑在它狭长的影子中。

　　稍微盘点一下就会发现，近年来以城镇化为关键词的农村报道少见正面的消息，浙江上虞“乡贤文化”确实是难得的例外。在这里，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化的延续、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一个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既存续了人文精神，也展现了现代公共治理规律的新型乡村模式，呈现在人们眼前。

　　乡土社会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转型中最艰难的部分。费孝通先生曾言，“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现代社会崇尚契约精神，乡土社会通行伦理规矩，简单嫁接与拿来主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成功的乡土社会治理，需要礼乐政刑综合为治，需要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双重支点。

　　上虞的“乡贤文化”，正是对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他们回乡安度晚年，不仅能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支援新农村建设，还能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泽被故土。他们既了解乡土文化心理，又熟谙现代社会规则，既经历过传统文化熏陶，又具备了现代人文精神，他们离乡与返乡的过程，正是在文化意义上打通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过程，而他们返乡支援农村建设的过程，也是乡土社会启蒙和转型的过程。

　　因此，对乡村治理而言，发挥乡贤作用、培育乡贤文化要会用劲、用巧劲。上虞的做法有其地域特色，是地方政府有效探索的成果，但其所体现的“方法论”，当是中国乡土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它以自身的成功再次重申了两个判断：一、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智慧；二、中国社会必须以自身文化为基点完成现代转型。今天我们所致力于探索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以这两个判断为前提。

　　招商引资不算难，打造特色经济不算难，将某一地的GDP提升到某一数字也不难。对于城镇化中的乡村，最难的是继承和重塑乡土文化，重新找到自身角色，搭建一个“法情允谐”的基层治理构架，找到公共治理规则与传统礼俗的最佳平衡点。上虞的“乡贤回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也为乡村治理命题设置了一个讨论层次，应该有更多的探索在这个层面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