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戊戌政变及代际断裂

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虽则时间过去近百年，后世读史者仔细进入曾经的历史现场，仍然信服当年的评价：一篇文章拉下一位皇帝。即使只有这一篇文章，梁启超仍可称著于史。

　　历史很复杂，我们可能更容易选择性地遗忘梁启超也是袁世凯治下“第一流人才内阁”里的司法部长。在清末民初那段波澜起伏的时代，梁启超是个异数。他坦陈自己是李鸿章的“政敌”，却在李鸿章去世的当年，即写了一本《李鸿章传》为他辩解；去到日本，旋即与另一“政敌”孙中山先生见面……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是主导那段历史的关键人物，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传承，只有割裂。意外的是，断裂的历史，在梁启超身上却是连续的。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至日本的那段时间，孙中山也在日本——都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他们此刻正有携手的机会。孙中山想去拜访康有为，康拒；甚至日本人都有心撮合，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录：“事为犬养毅所知，雅不欲中国新党人，因此意存隔阂，遂约孙、陈、康、梁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会谈。届期除康外余人俱到。”康有为仍然拒绝见面。《革命逸史》还有记录，孙中山在行医，康有为在读书的青年时代，“(孙)欲与结交，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门户之见、派阀之别从中国到日本。

　　这种隔绝，甚至连当年在华的外国人也深感扼腕。庄士敦在其《紫禁城的黄昏》里写道：“现在他们(康、孙)均已谢世，来到‘没有争论，只有平静的世界’，可能二人都已意识到对方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尽力。”很遗憾，在他们可以共同为中国而奋斗之际，却是如此对立。

　　在这种断裂与对立的情形下，我们方可理解梁启超之卓越。门庭之见，权力之惑而已，在此情绪下，探寻中国未来之出路，已逸为旁枝。此际，只有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榜样。曾经参与中国政治实际运作的政治家梁启超，去日本，到美国，他的思想演变——从保皇到排满与革命，从宣扬民主到重归立宪；在《新大陆游记》里，梁启超总结中国人的缺陷：“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至今读之，仍然深刻。政治，以及中国现代化，不正是从认识真实中国开始吗？梁启超的思想演进，为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提前进行了一场预演。其价值至今犹在。

　　结束流亡回到中国的梁启超，其立宪思想已被辛亥革命打破，在中国现实与自身理想之间，梁启超没有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一秉陈见，而是投身其间，其目的当然是想再造中国。而袁世凯欲重做皇帝——正符合梁氏“立宪”思想，却有了梁启超的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历史潮流梁氏已经明了，同时他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

　　如此种种，让后世读史者稍有叹息的是，与辛亥年后意气风发的梁启超比较，他的老师康有为亦泯然众人矣。

　　传统中国政治，人事与制度两端而已。以遭受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开端的晚清，其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格局已经形成，如何再造清朝中央，领导中国进入现代化轨道，是晚清越来越严重的国家问题。甲午战争失败，光绪亲政，似乎机会正在眼前。这个时候正是康有为崛起并有条件改造清廷，以变法而求国家富强之际。可惜，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仍堕入传统政治旧窠，以人事纠缠与冲突而告终。　　从戊戌到辛亥，仅仅13年时间，历史竟然如此激荡转折。我们研究梁启超，可以通过一个政治人物看到中国剧变之下的那些历史潮流性因素；但历史为何如此演进，尤其辛亥何以革命？则又不得不返回去研究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由梁启超而去发现康有为。

　　代际传承、政治延续，经康有为而终于断裂。传统中国凭借统治者自身力量的革新，已无可能。中国历史进程的范式，也自此而一变，孙中山先生崛起自无可阻挡。

　　所以，欲究辛亥之革命，需先知戊戌之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