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石油与中亚战略大博弈

“任务完成，让我们离开吧！赶紧！”这是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在5月3日于自己的 Twitter主页上留下的信息。然而就在此前一周的4月28日，五角大楼刚刚宣布将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建立一座全新的军事基地，用以“为反恐军事以及人道主义援助提供必要的支持”，并与塔吉克斯坦政府达成了一笔为数2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协议。很明显，拉登之死并不意味着美国中亚地缘战略的终结，而仅仅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2001年9月11日，世贸双塔轰然倒下，这一事件深刻地说明，当国际社会长期对中亚采取漠视态度，对其存在的问题与痛苦不闻不问时，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中亚反恐与能源安全问题专家、曾担任美国前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助理的玛莎·布里尔·奥尔考特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9·11”事件后，她曾被布什政府聘为71位白宫反恐顾问之一。“直到袭击发生之日为止，美国政府对中亚一直缺乏重大兴趣与关注。1992～2001财政年度，美国对中亚五国的外交和经济援助额不过30亿美元。然而在一夜间，中亚国家顺理成章地转变为美国的战略前沿，其重要性由于反恐战略和能源安全两者的叠加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些国家也愈加相信，塔利班与“基地”组织是发生在自身境内一系列骚乱与恐怖活动的根源，是对自身世俗民族国家存在基础的威胁。”

正是美国对中亚在其全球战略中地位的重新评估，激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将改变其内部的战略平衡与关系，也将改变这些国家停滞不前的社会与经济改革步伐。与“冷战”时代抑或人类历史以往任何时期的斗争不同，今天中亚地区的国际战略博弈更像是一场集体击剑，所有参赛者都在不停地出击、躲避、观察，各有得失胜负。然而比赛的最终结果，迄今仍然隐没在一片模糊之中。

一切为了输油管线

有趣的是，在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的名次在华盛顿的战略安全优先评估表上得以前移，首先要归功于西方跨国垄断公司敏感的勘探嗅觉。苏联解体，使得里海地区骤然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和三个经济基础极端脆弱的独立国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亟待用它们丰富的油气资源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经济，从而使雪佛龙、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等跨国石油公司的商务代表搭乘班机接踵而至。1993年，雪佛龙与哈萨克斯坦政府签订了一个长达 40年的协议，共同开发田吉兹油田，并准备建设一条以巴库为中转站、横穿里海到达俄罗斯黑海港口诺佛洛希克（Novorossiisk）的输油管线。该项目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西线已经完工，一部分穿越战火纷乱的车臣地区，另一部分经过达吉斯坦共和国向北延伸。鉴于布什与克林顿政府强硬反对里海石油通过伊朗运往国际市场，土耳其也因安全与环境问题拒绝巨型运输油轮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条管线似乎成了中亚各国唯一的选择。同年，刚独立的土库曼斯坦政府也雇用在华盛顿人脉丰富的美国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担任其高级顾问，希望美国增加对其油气能源工业的投资。鉴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对于管线和欧洲市场的巨大垄断，亟待提高其天然气价格的土库曼斯坦只能寄希望于一条通过阿富汗的全新管线。

1996年6月，就在喀布尔即将陷入塔利班之手前夕，助理国务卿鲁宾·拉斐尔曾访问伊斯兰堡与喀布尔，宣布美国政府意图在中亚建造从土库曼斯坦南下经阿富汗，直达阿拉伯的石油管线。“华盛顿对于输油管线的战略考虑，成为其关注塔利班的动力。”巴基斯坦著名阿富汗问题专家阿赫默德·拉希德告诉我们，这个计划来自野心勃勃的南美洲第三大油气公司、阿根廷布拉达斯公司董事长卡洛斯·布迦罗尼的天才想象。由于工程过于浩大，不得不拉来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入伙。 1993年初，布迦罗尼与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以及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布托达成协议，与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共同修造一条造价20亿美元、长918英里的天然气管线，和造价40亿美元、长1005英里的石油管线。根据英国BP石油公司撰写的年度世界能源备忘录，截至2007年底，哈萨克斯坦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53亿吨，居世界第9位；天然气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2.8317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17位。土库曼斯坦的实际石油储量则有2000亿桶，天然气储量159万亿立方英尺，居世界第8位。到2015年，哈萨克斯坦每日石油产量将达到惊人的300万桶。不仅如此，整个里海盆地已探明石油储量价值在3 万亿～5万亿美元，可以满足欧洲和美国长达10年以上的石油需求。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几乎未经开发的油气田，也是唯一能和中东波斯湾地区抗衡的油气产地。

然而，这个计划在现实中却立刻触礁——塔利班内部对于是否应与加州联合石油合作举棋不定，而它在对待妇女方面的不良记录也激怒了美国一些相当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团体。1998年8月7日，被塔利班奉为“座上宾”的本·拉登袭击了美国驻东非大使馆。作为回应，克林顿下令向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基地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尽管如此，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当时都认为，“塔利班对待敌人、妇女和友好人士的手段总会比先前的阿富汗盟友好一点”。最终，12 月4日，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宣布撤资，失去耐心的华盛顿最终认定只有“改朝换代”，才能真正在阿富汗建立一个能与美国在输油管线问题上有效合作的政权。

支持这些纵横交错于中亚腹地的石油管线项目的美国政要名单，基本上和共和党资深石油政客花名册差不多。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康多莉扎·赖斯是雪佛龙石油公司的首席顾问，兼任“哈萨克斯坦事务专家”；小布什政府副总统兼前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在未上任时，是哈萨克斯坦石油顾问委员会成员，为雪佛龙公司和纳扎尔巴耶夫政府之间的谈判牵线搭桥；前国务卿贝克作为华盛顿贝克卜斯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和美国－阿塞拜疆商务部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该项目谈判中充当法律顾问。

“表面上看，这些管线计划的前景十分诱人，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这些国家对于领海与海权的划分尚未达成有效协议，期望通过里海铺设海底输油管线的计划是不现实的。其次，车臣独立武装、亚美尼亚民族激进分子、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游击队，都在威胁潜在油气管线向西和向南线路的安全。”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欧洲能源安全委员会顾问亚历山大罗斯·皮特森对本刊记者说，“直至阿富汗战争的初步胜利，才意味着石油管线安全得到了初步保障。”

2002年9月，美国能源部长斯潘塞·亚伯拉罕作为小布什总统派出的全权代表，前往阿塞拜疆参加了巴库－杰伊汉管线开工典礼。“这条管线削弱了俄罗斯一贯拥有的针对中亚和欧洲的能源软控制力。”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教授、《石油与光荣：21世纪里海之交的能源争夺》的作者史蒂夫·利维告诉本刊记者，“这条由巴库出发、经过格鲁吉亚、终点位于土耳其地中海沿岸港口杰伊汉、长达1091公里的输油管线为美国所青睐，同时也受到阿塞拜疆与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极力支持。因为它既避免了对于俄罗斯管线的过分依赖，美军也能够给予有效保护。”

2002年初，150名美军特种部队官兵和10架武装直升机进驻格鲁吉亚。五角大楼称，这些部队是与格鲁吉亚国防军共同打击躲藏在该国东北部潘基西峡谷的车臣叛乱分子的，据称这些叛乱分子曾接受过“基地”组织的培训与资助。然而，2002年2月27日，格鲁吉亚国防部官员米利安·基克纳泽却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采访时声称，美军的主要任务将是训练一支“旨在保护输油管线免遭恐怖袭击”的快速反应部队。“假如阿富汗真正实现和平与稳定，中亚将产生一个全新的贸易与经济走廊。经济闭塞的中亚各国，能更加便捷地利用巴基斯坦的开放性港口，增加向欧洲乃至南亚出口其丰富的油气能源产品的机会。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期望仍然遥不可及。”史蒂夫·利维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基地”组织的新困境

在本·拉登死后的第二天，《华盛顿日版》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尔宣称，中亚地区如今针对美国权力的心态是一种“畏惧和深深的敬意”，并建议运用这一权力“遏制、破坏并摧毁该地区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寄生的土壤”。而在中亚腹地逐渐遍地生根的美国军事基地无疑则是承担这一宏大任务的主要力量。

“9·11”事件后，随着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展开，美国取得了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甘奇队长空军基地和汉阿巴德空军基地。前者占地面积达到37英亩，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西的马那斯国际机场，其代号用以纪念在“9·11”世贸中心抢救行动中牺牲的纽约消防队队长彼德·甘奇。位于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以北100公里的汉阿巴德空军基地紧邻哈萨克斯坦，部署了1000名美军第10山地师士兵和一个F-15E战斗机中队，租期长达25年。

早在2001年10月7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命令代号为“匕首特遣队”的特种部队，由约翰·穆尔欧朗上校指挥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以汗阿巴德机场为基地，准备随时渗透进入阿富汗，与北方联盟一起发动对塔利班的地面打击。著名的第160特种作战飞行团的MH-60与MH47“支奴干”直升机，以及AC-130 “幽灵”武装运输机也在几天后抵达。从东欧原华约国家送抵的海量苏联武器弹药——阿富汗内战各派使用的标准军火——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通过北部联盟手中的苏制直升机，甚至骡马运送至阿富汗境内。通过CNN电视转播，全球都能看到这样一幅奇特而振奋人心的画面：在荒凉贫瘠的兴都库什山脉之间，围着方格普什图族围巾、满脸胡须、头戴毡帽的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和他们的新盟友并肩骑行，马鞍上的墨绿色玻璃纤维军用箱内装载着先进的卫星电话、GPS定位仪和激光目标测距仪。在战争开始的10个月内，从汗阿巴德空军基地起降了超过100架次携带“地狱火”导弹的“捕食者”无人驾驶飞机，前往阿富汗领空执行秘密轰炸任务。美国还分别和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签订了美国空军飞越其领空的秘密协议；而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政府则允诺，在“紧急情况下”，美国空军可以使用其原首都阿拉木图的军用机场。

“与以往位于冲绳、利雅得的大规模永久性设施不同，这些针对地区性低烈度冲突的睡莲叶型基地，位置偏僻、规模更小，由功能性极强的模块单元构成，在遇到紧急状况时则可以迅速扩展。”就职于乔治·索罗斯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的美国中亚战略问题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亚历山大·柯利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基地主要被部署在中亚、里海与非洲等新热点地区。”根据五角大楼每季度公开的《全球基地报告》，“9·11”后，美国共在东欧、中东、中亚建立了14个新的军事基地。“几乎没人相信，随着本·拉登的清除和阿富汗撤军时间期限的临近，这些临时性基地将会真的消除。”柯利说。早在2002年8 月，在谈到位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时，时任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四星上将汤米·弗兰克斯将军就坚称，美国将在这些地点和阿富汗“驻留很长很长时间，并把这些基地和部队与驻韩美军相提并论”。实际上，在“9·11”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之内，美国就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举行了要求在其国境内建立长期军事基地的谈判。

“这些基地的最直接作用，并非单纯增强美军在阿富汗的作战效能，从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航空母舰上发动的空中袭击效率更高，费用也更低廉，而且它们也不会在阿富汗人道主义援助或者确保所在国政府免受恐怖袭击中发挥太大的作用。”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教授查尔斯·库普乾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中这样分析，而布什政府时代的著名鹰派、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则更为坦率地承认：“这些基地的政治作用要远远大于它们的军事作用。”

“这些基地，除了支持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新盟友，也有助于美国在这片新热点地区扩充影响力。”柯利这样告诉本刊记者。在他看来，无论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吉尔吉斯斯坦，它们毫无例外地正在饱受政治现代化与经济多元转型的阵痛折磨，长期反恐战略势必使这些国家陷入某种对美国与北约支持的依附，从而使美国与北约对这些国家的责任与义务不可避免地超越单纯的反恐合作。

“争相要求美国在本国拥有军事基地，不但被很多中亚国家视为实现与邻国战略平衡的手段，更是拥有美国无限度支持和各种经援即将源源而来的标志。”玛莎· 布里尔·奥尔考特这样告诉我们。位于中亚心脏位置的乌兹别克斯坦，布什政府给予的经济援助在世贸双塔遭袭后大幅度上升。2002年，乌兹别克斯坦接受的美国经援达到1.3亿美元，几乎是2001年的3倍。尽管当时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再三就卡里莫夫政府持续的高压政策和不断驱逐国际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向布什政府提出异议，然而五角大楼和中情局仍然认为，卡里莫夫政府对于伊斯兰解放党等中亚极端组织的打击，以及公开宣布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举动使得他“无可取代”。事实上，早在阿富汗战争爆发5年之前的1997年，美国就向哈萨克斯坦派驻了大名鼎鼎的驻北卡罗来纳州82空降师的500名伞兵，以训练该国武装部队。同时，第10山地师进驻乌兹别克斯坦。五角大楼还安排各州国民警卫队，在中亚执行针对防暴警察与内卫部队“国内民事与反暴乱”任务的训练。

2007年7月，小布什政府考虑将战区导弹防御计划扩展至高加索地区乃至中亚，然而是否让莫斯科加入，却仍然是华盛顿至今仍在推敲的问题。这一举动被许多华盛顿策士看做是在作为苏联和独联体前成员的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成功打入一个楔子”。但在许多保守的政治评论家和智库眼中，此举危险至极。“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都曾旗帜鲜明地反对北约东扩，认为美国将中亚各国纳入战略同盟体系，将在冒犯俄罗斯的同时，亦使自身战略前沿无限前推，进而暴露于更多可能的冲突与打击面前。

“由于暂时缺乏将塔利班与基地组织，以及相关伊斯兰激进组织根除的实力与国际支持，俄罗斯暂时接受了美国在这样一个传统俄罗斯主宰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大的事实。”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驻伊拉克与阿富汗美军特种部队高级地缘政治顾问帕拉格·卡纳这样告诉本刊记者。而车臣境内恐怖组织越发呈现伊斯兰极端势力与车臣民族独立运动的融合趋势，促使俄罗斯亟待通过合作，在美国的中亚大战略中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2010年6月，在一次录像带讲话中，车臣叛乱武装首领杜库·乌马罗夫公开宣称其斗争是“全球范围内伊斯兰圣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仿佛更坚定了普京关于“美国与俄国终于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的论断。

虽然基辛格曾在《大外交》中争辩说，在中亚，只要俄罗斯不试图恢复传统时代的霸权，美国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可能并行不悖，宗教激进主义等针对两者的现实主义威胁也使各种合作成为可能。然而，对于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进程中，不断以“睡莲叶”式基地为基点在中亚进行扩展，俄罗斯的疑虑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警惕。“在‘9·11’前后，能源政策一直主导着美国在中亚的外交政策。”亚历山大·柯利表示，“然而俄罗斯国防部极易将美国在中亚奉行的积极能源安全战略，理解为试图掌控这些对于俄罗斯自身安全极端重要的地区，并已经逐渐做出强烈反应。”2002年，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斯坦达成协议，租赁了紧邻其首都比什凯克、距离美军“甘奇队长空军基地”仅20公里的坎特军用机场，配备了20架苏-24喷气战斗轰炸机与苏-27战斗机，以及1000名空降部队士兵。两年后，又一个俄罗斯永久性军事基地在塔吉克斯坦库利亚布宣布落成，负责驻防的是5000名来自曾两次获得红旗勋章的精锐部队——201摩托化步兵师的官兵。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组建的“独联体快速反应部队”在2002～2010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军事演习。2007年10月，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尼古拉·索洛夫措夫大将甚至公开声明，如果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计划推进至这些地区，俄罗斯则考虑退出1987年《中程导弹条约》。

“较之美国不稳定的地位，俄罗斯能够利用能源供应者的地位对中亚各国施加影响力。哈萨克斯坦北部的用电几乎完全依赖俄罗斯，它还在里海石油管线财团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迫使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在天然气价格上不时做出妥协。”亚历山大罗斯·皮特森表示。俄罗斯另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仍然是中亚各国军事力量的主要装备供应国，后者严重依赖俄罗斯的零部件与后勤维修保障，甚至美国也不得不在这一点上做出让步：2004年，美国国务院就允许塔吉克斯坦利用其援助资金购买俄罗斯DT-30军用全地形车辆作为部队制式装备。“在莫斯科内部各派意见中，有一种温和的建议，即美国负责领导北约与其他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确保阿富汗、巴基斯坦直至南亚次大陆的稳定，而俄罗斯利用独联体框架承担中亚的稳定与安全责任。”亚历山大·柯利告诉我们。然而，如何能指望在这片新热点地区两个大国同时如此清晰地划分其义务并明确遵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作为恐怖主义巢穴的“中亚之手”

如果按照某种俗称，中亚是一只掌控欧亚大陆命运的手掌，那么“中亚之手”的掌心则是费尔干纳盆地。它的面积只有整个中亚地区的5%，却聚居了20%、分属100个以上民族的人口。表面上，这里和6个世纪前，丝路贸易最为繁盛的时代没什么不同。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市集上，头戴帕库尔帽、蓄着长须的当地男子，仍然操着各种语言叫卖毛毯、银器；乐师们饶有兴致地演奏着六弦琴、长笛和阿拉伯鼓等代代相传的乐器。然而，在这一片和谐景象下却是暗潮涌动。“由于中亚绵延数千年，认同于民族而非母国的习俗传统，这里就成了另一个遭遇高加索冲突综合征的火药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北部的主要居民都是乌兹别克人，而舒尔汗和喀什喀尔等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省份的主要居民确是塔吉克人。”帕拉格·卡纳对我们说，“高人口密度，贫困与积累已久的猜忌，最终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最舒适的温床。利用高科技互联网和林立的神学院、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统一圣战者组织不断地在这里招募新鲜血液。来自海湾地区国家的经费，来自外高加索和阿富汗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以及来自周边国家走私的武器，构成了一张完整的恐怖主义网络。”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敏锐的观察者就已经感知到了这个网络滋长的速度和即将带来的危险。“1989年4月的一个傍晚，苏联刚刚从阿富汗撤军时，在喀布尔完成一次采访的我来到了边境小城托尔哈姆，等待过境。在我身后开来了一辆破旧的苏制卡车。”阿赫默德·拉希德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出乎意料的是，上面的乘客并非阿富汗民兵，而是阿拉伯人和中亚人，身着不合体的Salwar套装（由长至小腿之长袍、松裆裤及长披肩组成的阿富汗传统服饰）披挂子弹带，手持 AK-47突击步枪，由一名阿富汗指挥官兼翻译带领——这是从乌兹别克斯坦、高加索、伊朗、沙特、埃及甚至阿尔及利亚赶来参加反苏圣战的伊斯兰斗士。”

正当今日，华盛顿和中情局抱怨基地组织和其他宗教激进分子如同“一头长了1000个脑袋的不死水蛭”时，他们很可能忘记，正是在1986年，中情局局长威廉姆·柯西做出了释放日后“瓶中魔鬼”的第一个致命性决定：派遣中情局特工和特种作战顾问训练阿富汗境内的“圣战者”，并指挥其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苏联加盟共和国进行“低烈度”游击战与破坏行动。更致命的是，柯西要求中情局与信息科学研究所（ISI）全力合作，展开一项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中，招募宗教激进主义极端分子，并将其输送进入阿富汗的长期计划。截至1992年，共有3.5万名来自43个国家的外籍“圣战者”进入阿富汗，更多的激进分子选择进入巴基斯坦边境的圣战者训练营和神学院进行“深造”，以便有朝一日将“圣战”带回自己的国家。曾在塔什干制造过一系列自杀炸弹爆炸事件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曾直言不讳地承认“基地”组织的支持。

“反恐战争将使得美国在短期内能与中亚国家在许多问题上轻易达成一致，但仍然可能制造出许多全新的长期不安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拉登的死，仅仅具备某种象征性意义。”帕拉格·卡纳这样告诉本刊记者。越来越多的华盛顿专家认为，美国对中亚的介入，注定要成为某种“陷入泥潭式”模式。拉姆斯菲尔德下台后承认，“反恐战争”一词，极易使美国民众与华盛顿高层坚信，它是一场目标清晰、有着明确胜利性标示、能速战速决的传统式军事冲突，“就像某种在 30～60分钟之内能看到大结局的电视肥皂剧”。而按照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兰德公司成员约翰·阿圭拉的理论，后阿富汗战争时代的恐怖主义组织则和网络 2.0时代的云计算模式一样，以网状结点模式不断发动此起彼伏的攻击，旨在使美国与联军的反应能力因“过载”而出现停顿。而迄今为止，美国整体战争机器仍然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时代，鲍威尔“压倒性力量投入”和“后冷战”初期“威慑战略”的结合物。尽管有无人机、灵巧炸弹与全球定位卫星网络系统的支持，但无法应对当下这种低烈度的“网状战争”。“一次发生在塔什干或者喀布尔街头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也许只需要花费几万美元，然而出动一架次无人机或一次连级搜索行动的费用则是其10倍以上。”

更致命的是，中亚国家以摆脱恐怖主义为诉求的高压政策，最终反而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恐怖浪潮。2004年6月30日，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发生了美国与以色列大使馆同时遭遇自杀式人弹袭击事件，从而使该国进入“紧急状态”。次年5月13日，由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安全部队制造的“安集延惨案”，最终导致超过850名参加示威游行的平民死亡，从而使越来越多的难民冒险越过边境，前往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境难民营寻求庇护。与“基地”组织一样，这些难民聚集地就成了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9·11”前后诞生的各类极端恐怖组织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桶。到了2008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宣布自己掌握的乌兹别克难民武装人员已经突破4000。“随着中亚一些国家匆忙地将所有持有政治不同意见的伊斯兰派别都归为恐怖主义组织，甚至一些相对温和的伊斯兰反对派最终都被迫选择了极端性手段。”玛莎·布里尔·奥尔考特说。“一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曾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在这里，除了斗争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卡纳回忆说，“他们说，如果古兰经和祈祷不能奏效，我们只能求助于遥控炸弹和AK-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