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中国:领袖们的青春年代

　90年前，1921年7月，毛泽东从长沙赶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会议，毛泽东本人回忆极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辑录的是与会者的记忆：(毛泽东)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从与会者的回忆看，这次会议开得倒真是青春飞扬，激情澎湃。

　　另一位也被称为“书呆子”的19岁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回忆这次会议：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我为“书呆子”，说我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当时的面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人们常常把能高谈马克思主义当水平高的标志。既然那时我除了会引征或复述马列的话外别无所长，而我恰恰被选为“一大”代表……

　　马克思主义对这一代渴望拯救中国的热血青年意味着什么？党史权威金冲及先生引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在如此热烈的情绪氛围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党的“一大”的召开，顺理成章。

　　只是，90年过去，那13位“一大”代表，金冲及先生在其《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叙述：“这个队伍在前进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分化和重新组合。拿‘一大’的13个代表来说，有的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董必武；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中途脱离党；有的成为党的叛徒，如张国焘、陈公博。有如大浪淘沙，党正在这个进程中，变得坚强有力。”回望那个历史时刻，金冲及先生说：“也许从今天看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时迈出的只是漫长旅途上的第一步，而且显得那样稚嫩。”对于以行动努力改造中国命运的那一代青年们而言，“(未来)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马克思主义才是最有力量的思想武器。

　　显然，这一思想武器绝不只是用来高谈以显示自己“水平”高低的“学术”，如何将这一思想武器运用于中国实际，才是真正挑战。

　　那么，当年的中国，北洋政府执掌的中国，是一种什么现实？

　　中国山东，先失之于德国(1898年)，继失之于日本(1915年，“二十一条”)；所有中国人寄望于解决“一战”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以为能够“公理战胜强权”，收复我山东。结果此次和会的《凡尔赛条约》，仍将山东让之日本。这是外侮。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国将亡，不是危言，而是现实。再看国内政治，数百万军队不以抗争外侮、对抗列强为目的，反而在1920年开始内部混战——直皖战争。外侮内乱，国将不国。稍后的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对这一时刻军阀与列强的关系，以及他们构成的中国现实之窘况，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分析：“因为连年军阀互争地盘的缘故，无辜丧了无数的生命；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这就是当年中国的真实。也就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拯救的中国的现状。

　　以“一大”为决定性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组织起来了，由此才开始了创造历史、可歌可泣的行动。直至28年后，1949年，被描述为“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由此才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