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领导人昂纳克下台内幕:内部人偷偷整总书记的"黑材料"

    1980年2月8日，昂纳克（左）接见米尔克。笑意盈盈的背后，昂纳克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面前这个人整了“黑材料”。

　　贵为一国之首，昂纳克大概未曾料到，居然会有“内部人士”悄悄整他的“黑材料”。据称，这些材料被锁在一个红色的人造革箱子里，被保存在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大楼的保险柜中。国家安全部长米尔克说，他整这些秘密材料是为了“自保”。

　　距柏林墙倒塌不到一个月，当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突然宣布辞职时，对外宣称的原因是“健康问题”。但后人从他的继任者克伦茨的回忆录中发现，他其实是被党内同志赶下了台。

　　而最近，德国《星期日图片报》刊文爆出新料称，1989年10月，就在昂纳克宣布辞职的前一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威胁说，若昂纳克不下台，他就抖出自己搜集的“黑材料”，让这位总书记声名扫地。

　　一批关于昂纳克在二战时期经历的秘密档案已于近日开放。这批档案共25页，正是埃里希·米尔克于1971年下令汇编的，目的是“确保自己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主动”。

　　这批档案显示，昂纳克曾于1935年遭盖世太保逮捕，遭受审讯期间，他未能像外界普遍相信的那样严守秘密，很可能“出卖”了其他同志。不仅如此，他还托自己的父亲向纳粹求情，为此表示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

　　地下工作引盖世太保注意

　　这些与昂纳克此前树立起的形象有很大差异。在民主德国的官方出版物中，出生于1912年8月25日的昂纳克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与个人履历。他的父亲是德国萨尔州一名政治立场偏左的矿工，先是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年德国共产党成立后，又转而加入共产党。

　　那时，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许多党内同志前来讨论问题至深夜，小昂纳克被允许列席旁听。虽然一个7岁大的男孩并不懂“阶级”、“斗争”、“组织”等词的涵义，但聚会的气氛，还有父亲经常提到的革命家的名字，无不使小昂纳克着迷。随着年纪日增，他也自然而然加入到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中，17岁时成为正式党员。一年后，他又开始了首次莫斯科之旅。这次苏联之行颇有含金量，从此，昂纳克被很多党内同志视为未来领袖。

　　希特勒执政后，德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1933年夏，西部城市埃森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昂纳克临危受命，与当地抵抗组织重新建立了联系。他还在第二年初和当地的同志跑到一家百货公司顶层的厕所里，向窗外抛撒传单，引来纳粹冲锋队的搜捕，好在众人运气不错，及时逃脱。不过仅过了一个月，即1934年2月15日，昂纳克就被“请”到了警察局。原来，盖世太保已开始怀疑他和当地的共产党干部接头。

　　昂纳克小心应对，对方一下子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得放他走了。可是，昂纳克前脚刚迈出警察局，盖世太保就通过历史档案弄清了他的真实身份。无奈之下，昂纳克只得逃往荷兰暂避了一段时间。

　　自称被捕后“坚贞不屈”

　　1935年春，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在昂纳克缺席的情况下，委派此刻身在法国的他接替柏林地区小组领导人布鲁诺·鲍姆，后者因为明显的犹太血统，已经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年8月，昂纳克从巴黎辗转回到柏林，结果在年底再度身陷囹圄。事实上，也正是这次被捕的经历，给他几十年后的命运埋下了重大伏笔。

　　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自传《我的经历》中，昂纳克描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

　　1935年12月3日，团中央的女交通员莎拉·福多罗娃从布拉格来。她交给我一张行李提取单，对象是德共和共青团的报纸和伪装书。当晚，我到安哈尔特火车站行李寄存处提取这些材料，接过箱子时，发现有人盯梢。我坐上出租车，终于在柏林动物园车站摆脱了跟踪，可是第二天，我在离开威丁区布鲁塞尔大街的住处时还是被捕了。

　　几乎与此同时，布鲁诺·鲍姆、莎拉·福多罗娃等6名共产党员也一同入狱。

　　昂纳克立刻被带到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他在自传中写道：

　　无论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还是持续一年半的、没完没了的审讯，都不能使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敌人虽然用尽了种种阴谋手段……也没有弄清楚我们的身份。

　　是否出卖同志成为疑点

　　问题在于，以上只是昂纳克“自说自话”。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德国小报和流行杂志上便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昂纳克暗中出卖了鲍姆和福多罗娃等人！

　　不过，类似传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缺乏有力佐证。当时发现的一些卷宗显示，昂纳克在接受审讯时做了交代，但没多少实际价值。他吐露出的名字，都是他认为肯定已经身在国外的同志。另外，他承认布鲁诺·鲍姆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柏林小组的负责人，可盖世太保早就掌握了这项情报。当然，或许是出于避嫌的考虑，昂纳克在《我的经历》中并未提过这些情况。

　　至于他有没有出卖捷克来的交通员福多罗娃，就有些复杂了。盖世太保原本对福多罗娃一无所知，他们很想弄清楚，这个女人究竟是不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卷入了这起事件？

　　有人曾引用二战后公布的一份审讯记录指出：1936年5月，昂纳克表示，“我认为福多罗娃是党内的同志，她为完成信使的任务来到柏林，我猜她应该知道箱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如果单从这份记录来看，确实可以怀疑，昂纳克出卖了福多罗娃。

　　奇怪的是，1937年7月，经办此案的柏林“人民法庭”却在判决书中如此认定：福多罗娃事先并不知道箱子里装了什么，她是在把箱子带到柏林后才得知真相的，还对昂纳克说自己感到很害怕。后者则安慰她“不会有事的”。

　　为何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一种解释是，两者或许都是真的——昂纳克在接受审讯时的确透露了福多罗娃的身份，在法庭陈述时又予以否认，且被法庭采纳。关于后一方面情况，昂纳克在自传中也有涉及，“我在证词中说，福多罗娃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1992年3月，已经移民以色列的福多罗娃也为德国《超级》画刊专门撰写回忆文章，为昂纳克辩护，“我于1935年被捕入狱，随后与布鲁诺·鲍姆、埃里希·昂纳克等人一道出庭受审。后因证据不足被当庭释放。多亏昂纳克为我提供了有利的证词……”    被指向纳粹求情

　　倘若只看上述这些旧材料，昂纳克似乎称得上是一位坚贞不屈的战士。但是现在，随着“斯塔西”掌门人米尔克收集的秘密档案重见天日，事情重新变得扑朔迷离。

　　这些档案称，昂纳克在受审期间“主动交代了相当广泛的内容，牵连了其他被捕的同志”。

　　更有甚者，在被判入狱两年之后，昂纳克还请求父亲为他呼吁赦免。老昂纳克亲自向纳粹政权写信，声称他的儿子已经“永久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不过被当局驳回。

　　1942年，昂纳克再次要求父亲为他“活动活动”，于是，老昂纳克又找到纳粹官员，声称儿子已经做好了“成为元首的战士，到前线服役”的准备。

　　关押昂纳克的勃兰登堡-戈登监狱的典狱长对老昂纳克的说法信以为真，在给上级的信中写道：“在我的印象中，昂纳克是个诚实而严谨的人。他说，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理想目前已经实现，现在别无他愿，只要求到前线服役，以证明自己的内心确实发生了转变。”

　　这番言辞不可谓不恳切，但信投出后依然石沉大海。就这样，昂纳克一直在监狱里呆到1945年纳粹垮台才获得自由，此后便跻身东德政坛并官运亨通：1956年，他在莫斯科培训期间聆听了赫鲁晓夫关于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1961年8月，柏林墙建立，他是决策者和组织者；1976年，他又当选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成为东德领导人。

　　一代强人晚景凄凉

　　不过，无论当年在纳粹的监狱中究竟做了什么，贵为一国之首，昂纳克大概未曾料到，居然会有“内部人士”悄悄整他的“黑材料”。

　　据称，米尔克长期把这些材料锁在一个红色的人造革箱子里，然后把箱子藏在斯塔西总部大楼的保险柜中。这样做的风险极大，因为在当时的东德，保有国家领导人的秘密材料会被视为叛国。

　　1989年10月17日，面对风雨飘摇的国内外形势，昂纳克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开会。此前一直隐忍不发的米尔克觉得时机已到，突然发难，宣称昂纳克必须对当下的危机负责。他甚至威胁说，若昂纳克不辞职，他就抖出这些秘密材料，让昂纳克声名扫地。第二天，昂纳克宣布辞职，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埃贡·克伦茨接替了他的职位。

　　两德重归统一后，米尔克曾多次被人问起那个红色箱子的事情。每次他总是说，搜集那一箱子材料只是为了“自保”，直到2000年去世。

　　另一方面，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昂纳克也曾被短暂关押。1991年3月，他和妻子玛格特前往莫斯科。苏联“8·19”事件后，夫妇俩又流亡智利。1992年7月29日，昂纳克因“命令开枪射击翻越柏林墙的逃亡者”而被遣返德国接受审判。只是由于此时他已身患肝癌，健康状况很差，审判于1993年被德国宪法法院搁置。当年1月，昂纳克返回南美，与妻子儿女团聚。仅仅一年后的5月29日，81岁的他便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永远告别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