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海峡两岸问题，本属一国主权范围内的内部事务，与它人无关，更不容外国干预。但事实上，在两岸关系中美国这个因素关系甚大。可以说，若没有美国这个因素嵌插其间，两岸的局面决不是目前这种状况。
　　那么，美国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呢？我认为，美国对台湾虽没有领土心野心，但目的是要保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局面，既便于美国控制台湾，又便于美国制约中国。这个局面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什么说这种局面最符合美国的基本利益呢？虽然美国不愿看到台湾统一到共产党专政政体内，不愿看到中国因此“坐大”而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但也不愿支持台湾“独立”，因为美国对台湾并没有领土野心（这点跟日本右翼集团不同），不愿为台湾“独立”而冒险跟中国兵戎相加，或为此而失去一根可牵制中国的纽带，而宁愿使两岸处于藕断丝连的状态。从短期看，美国可藉此玩弄两岸于掌股之上；从长远看，它想把台湾铸成“民主政治”的厨窗，藉两岸“一丝”之联系不断扩大这个“民主厨窗”的演示效应，等待适当时机便可把这个“厨窗”变成一匹“特洛伊”木马推进到大陆去，在那里“发酵”。
　　正因如此，美国政府一方面既可宣布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声称对台的“三不”政策，同时又通过所谓“台湾关系法”，搞对台“军售”。可以说，美国既不愿看到“急统”，但也担心“急独”。这是美国两党基本认同的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政策。毋论政府如何更迭，大选中有人言词如何对华表示敌意，但入主白宫后都会回归到这一基本政策上来。　　
　　（二）
　　台湾在处理两岸关系中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这主要因为台湾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而且在经济、技术上，都依赖美国的支持与庇护。值得重视的是，台湾在经贸关系上却不断增大对大陆的依存性。随着台湾自上世纪8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日益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它的传统制造业要向岛外转移，它的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电子通讯产品的加工需要大陆的劳动力，产品的销售更需要大陆的市场；同样，大陆也需要台湾的资本与技术。两岸经济的巨大互补性，造就了两岸经贸关系迅猛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早已包藏“台独”祸心的李登辉仇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反对“三通”，而且气急败坏地提出“戒急用忍”，但无济于事。我于1997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戒急用忍”政策无法阻挡两岸经贸交流发展》一文，不仅指出“戒急用忍”是逆潮流行事，而且指出，当今外国跨国公司纷纷争相进入大陆，分享大陆的劳动力和市场资源，这时台湾当局提出“戒急用忍”，无异是“用台湾工商业者的经济生命线去进行政治赌博”，广大台湾工商业者决不会接受。陈水扁执政以来，使用各种手段，对“三通”百般阻搁，也无济于事。据统计，仅2003年1－11月，两岸贸易额破天荒第一突破500亿美元大关，达到522亿美元，同比增长29.8%；大陆新批台商投资项目为4025项，合同金额为74.98亿美元，同比增长26.5%。这仅仅是2003年头11个月的业绩。若累计起来，从1988年到2003年11月，台商投资项目累计达6万多项，合同金额达695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计360亿美元；两岸贸易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乃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近几年已成为台湾贸易顺差的第一大来源；每年两岸人员往来达300万人次。这表明，即使在当今台湾当局反对“三通”的情况下，两岸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仍力排种种梗阻，表现出矫健、旺盛的生命力。
　　两岸经贸关系迅猛发展，有如一条金色纽带越来越紧地将两岸捆绑在一起，会为两岸和平统一铺垫经济基础。陈水扁政府一方面恃美国政治、军事的庇护来抗拒“统一”，甚至抗拒“三通”；另方面又积极推进“台独”，鼓吹“公投”，阴谋彻底破坏两岸经贸关系，葬送“和平统一”的前景，甚至阴谋把美国诱入在台海地区与中国兵戎相见的境地。这样，既给美国提供了向大陆打“台湾牌”的条件，也给美国制造了掉进台海战火的陷阱。
　　
　　（三）
　　美国成了中国处理两岸关系中不能不认真考虑的一个因素，而台湾问题也自然成为中美关系问题中的重中之重。然而，两岸关系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是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应该在更广袤的范围内，至少应该在东亚地区战略范围内来考察。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曾著文提出，我国在世纪之交时期在东亚地区将面临一个由大、中、小三个三角关系形成的格局 。所谓“小三角”是指：大陆、香港和台湾，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一国主权范围内的地区格局；所谓“中三角”是指：中国、东盟、“四小龙”所组成，虽然从经济体成员构成上“中三角”跟“小三角”有所交叉，但从经济、技术结构上看可以作这类划分；所谓“大三角”是指，中国、日本、美国三国。美国虽然地处远离东亚，但它在东亚不仅有巨大的经济存在，而且的重要军事存在。我基于这个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我们应“立足于小三角，联合中三角，周旋于大三角”的战略设想，中心思想是：在几十年内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营造出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我还曾进一步提出，为了铸造和平稳定的东亚环境，我们在上述三个三角关系中应争取“抓两头，带中间”的战略，即重点抓“大三角”和“小三角”两头，带动“中三角”。简言之，即着重抓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只要妥善处理好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就可基本上确保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开展经济合作。
　　两岸关系问题与中美关系问题有着密切联系。中美建交以来长时期保持着一种“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关系。中美在经济上有很大互补性，双边经贸关系有较快地发展；但在政治上和价值观上有深刻分歧。尽管美国对华政策从“遏制”（containment）改为“融入”（engagement），但美国仍利用各种手段和机会不时地对中国施压，除了利用武器禁运、人权等手段外，台湾问题也是美国常用的一个手段。它一方面声称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尊奉“三个公报”，甚至承诺对台的“三不政策”；另方面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私下支持李登辉、陈水扁等人的“台独”活动，弄得台海政局经常动荡不安，1996年还让李登辉“访美”挑起一场台海危机。所以，在上世纪后20年间中美关系总是高一阵低一阵，有时紧张有时缓和，顿时剑拔弩张，顿时握手言欢，常出现戏剧性局面，台海局势常有波动。幸赖我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本着有理、有节、有力的原则，在两岸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妥善地处理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努力保持了台海地区和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四）
　　然而，自911事件以来，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即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两岸关系却朝坏的方向发展。
　　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把反恐斗争置于首要世界战略目标，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虽取得胜利，但仍陷于反恐袭击的泥潭；加以朝核问题使美国穷于应付，求助于六国会议，特别是有求于中国从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反恐和朝鲜半岛无核化也是我们的重要国际战略目标。尽管我国对美国“单边主义”的霸道作法表示反对，但中美两国在上述国际战略目标方面有相当的合作基础。这种情况是过去没有的。与此同时，两岸关系却日趋紧张。陈水扁及民进党执政以来，把李登辉“台独”路线日益推向明朗化、急进化，不仅公然否认“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即“一中各表”），鼓吹“一边一国”，弄来了300日本浪人参与所谓台湾“正名”游行活动，还在当前竞选中策动通过“公投法”，扬言要搞“统独”、“修宪”公投，并散布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前大陆不会对台使用武力”，使过去“渐进的”台独政策急进化。对于陈水扁的冒险性与疯狂性，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估计，要作必要的准备。
　　作什么准备？准备“万一”。即万一陈水扁赢选连任（目前选情看陈水扁赢选可能不大），万一台湾当局断然推出“台独”，我们除了动用武力，别无选择。我建议，届时，我们宜顾全并尊重两岸人民的民族情结，不简单提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而是号召“两岸军民，奋起携手并肩，共驱国贼，进行一场“护国战争”。不提“解放战争”而提“护国战争”，所谓“护国”就是维护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维护“中国”在台湾的存在，激发台湾广大军民中蕴有的“中国情结”，而把“护国战争”的矛头直指一小撮“台独”首领人物。顺便提一下，有同志认为，目前中美关系良好，“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国家社会认同，我国与东亚国际友好合作正在开展，目前正是武力解放台湾的大好良机。我认为仅从政治、军事上看，这看法不无道理。但我极不赞同，根本原因是一个：两岸同胞都是骨肉亲人，两岸经济成就都是同胞几十年呕心历血、辛勤劳动的结晶，岂容残杀与摧毁？！我由衷拥护温总理的话：只要有一线希望，决不放弃和平统一的努力。
　　其实，美国对陈水扁的冒险性也该有个足够的估计。万一陈水扁赢选并运用权力推行“统独”或“修宪”公投，大陆惟有动武一途，届时美国如何动作？从利害和能力讲，美国委实没有必要也无此能力在台海地区与我兵戎相见，更不敢冒险把战火扩大到大陆和美国本土。更何况，反恐和朝核问题乃是当今美国世界战略中的首要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正亟需中国合作，而台海问题对美国讲只是局部问题，是跟全球战略问题处于不同层次的局部问题。美国决不允许“台独”搅乱了它的全球战略。正因如此，鲍威尔在台海局势日趋紧张时却跟温总理大讲“目前是中美关系历来最好时期”，他看重的是美国全球战略利益，陈水扁台独势力不在话下，美国可以制约。其实，陈水扁的“台独”气焰本来也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夏馨讲话挑起的，但当陈水扁把“渐进的台独”推向急进化时，美国不得不担心陈水扁冒险越过美国要求“不统不独”的底线，因此赖斯不得不连声强调“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现状”，布什也口头表示“反对”台独。美国这一手挑一手抑，既是让中国认识美国在台海地区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更是想避免破坏中美反恐、朝核合作的好形势。
　　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出现的上述新情况，使我们有必要把关注台湾问题的目光从台海一隅扩大到全球战略范围，至少扩大到东亚地区三个“三角关系”的视野上来。为了维护台海地区以及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在当前既应在反恐、朝核、反核扩张等全球战略目标方面与美国保持合作，也可利用美国因素在台海地区的积极作用并抑制其消极作用。毋论陈水扁是为了竞选作秀还是丧心病狂，我们可保持克制与镇定（宜外松内紧地作准备），可以让美国多表态。说实在，目前美国比我们更担心陈水扁“玩火过头”，挑起“台海战争”，届时美国“爱莫能助”也“不敢助”，白白丢掉台湾。因此，只要陈水扁进一步推出“统独”公投，美国可能不得不明确态度反对“台独”，同时我们还可对美国施压，要美国进一步警告陈水扁“将咎由自取，后果自负”，一则强力制止“台独”出笼，二则可帮助美国从台海战云密布中体面脱身，三则可为两岸人民万不得已进行“护国”之战扫清道路。（我想美国当局可能有此考虑，甚至可能把底牌已透给陈水扁）我认为，没有美国支持，陈水扁不敢铤而走险。这种策略可谓“釜底抽薪”。
　　美国因素在台海问题中的这类积极作用的一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利用，但须强调指出，这种积极作用是有限的。（1）各国的国际战略目标，会随着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例如，朝核问题比较突出，中美共同关切，美国有求于我较多；一旦六国达成协议，美朝关系缓解或变得对美不那么紧迫了，那时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2）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目标是保持“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状态，我们应抑制其负面作用而利用其正面作用，但其积极作用充其量也只限于抑制“台独”出笼，而在“促统”方面美国既不愿也不可能发挥正面作用。其实，美国即使目前明确表示反对“台独”，也是担心在目前情况下陈水扁的“急独”会招致大陆用武力实现“急统”。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美国会帮忙促进两岸“统一”。更且，我们也不应把“和平统一”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因为“和平统一”全属一国的内部事务，不应该有外人插手。
　　
　　（五）
　　实现“和平统一”，我们应立足于两岸中国人的努力。就我们讲，应在“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基本原则下从民族情感、经济、政治等方面大力培育、发展台湾公众的中国情结。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其所以强调，是因为“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把两岸政治岐见搁置一边，因而有更大的包容性，指的是一个同宗同祖（炎黄子孙），同文同史、同疆同土（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可以包容国内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各个地区（内地、台湾、香港、澳门等）。正因如此，我极其赞同近几年我国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的表述方式：“世界上只有一中国，内地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不容分割。”这个表述，体现了政治的宽容性与主权的严肃性。
　　1、在培植、增强民族感情方面，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寄望于广大台湾同胞。在考虑两岸问题时尤须胸中装有台湾二千多万骨肉同胞，在情感上要与台湾同胞的喜忧共享。我国载人卫星上天，普天同庆，中国跻入世界空间科学之林，我们愿与港澳台同胞共享这份喜庆。我很赞赏杨利伟的赴港澳之行及其卓越表现，增强了港人的爱国凝聚力。如果杨利伟也宣布有旅台之愿，即使不能成行，广大台胞内心也是热乎乎的。我很赞赏我国航天部门通过民间渠道安排把台湾研究机构采取的植物种子由“神舟”载上太空，使台湾同胞也分享太空植物试验盛事。建议我们还可宣布拟派专机直飞台湾送部分太空种子回台湾，让两岸人民共享。我建议，我们可宣告台湾、香港科研单位可选派宇航侯选人来大陆培训，以便择机与大陆宇航员同行遨游太空。这将大大增强广大台胞的中国情结。
　　为了增强两岸人民的民族情感，我们应把政治分歧暂搁一边，尽其在我地与台胞既同喜，也同忧，忧患同感更重要。去年内地与台湾、香港同遭“非典”之劫，尽管我方表示关心但受阻台当局作梗。当此人命关天的时刻，我有关部门（卫生部）宜搁置政治歧见。以会员国身份呼吁世界卫生组织（WHO）关注台湾疫情。世界组织可宣布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向台湾地区提供技术援助。同时，还可建议世界卫生组织在香港主持一个专家会议，特邀台湾、香港卫生部门代表出席报告疫情及防治措施。尽管台湾当局会攻击我是“乘人之危进行打压”，但广大台胞也会感受到祖国人民为他们蒙受灾难而忧心如焚的心情。
　　增进两岸人民的民族情感，可以无须先决条件而尽其在我地做。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搁置政治歧见热情接待台胞回内地探亲、投资、经商、定居，支持各行各业人员交流，大大促进了台胞的中国情绪。我极其赞赏我国气象预报，把台湾和国内其他省份与地区一道加以报导，一国之内，同报寒暑。我想，如果我们每年发布社会经济发展公报时，也可把台湾、香港、澳门的经济发展情况作为附录。这样做是可行的：（1）这完全符合“九二共识”中的“一国各表”的原则；（2）让两岸同胞和港澳同胞都亲切地感觉我们经贸联系如此密切，荣衰与共；（3）这向世界昭示，这些地区同属一个中国；（4）可用这种方式给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中补上它们长期所缺的这几块。
　　2、从经济上增强中国情绪。关键在于实现双向的“三通”。内地与台湾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这一点，广大台胞，特别是工商业人士早有此共识，这是近20多年来两岸贸易，台商对内地投资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我深信，实现双向“三通”，是经济利益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三通”将造成两岸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局面，会成为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会成为促进政治和解并走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重要推动力量。
　　应该提及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有关经济规划部门基于台湾经济利益考虑，曾提出把台湾建成“远东营运中心，以大陆为腹地”的规划。中心思想是，将日益丧失优势的加工制造业移向内地，台湾依靠美日科技中心发展电子通讯等高科技产业，成为美日与大陆之间的“二传手”。还应提及的是，该“营运中心”计划，只提“以大陆为腹地”而不是“以中国为腹地”，这其间暗含着“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的用意。遗憾的是，当时我们对此“营运计划”有所误解，进行批判。素有祸心的李登辉便利用此机会破坏两岸关系。据有关人士告诉我，李登辉曾厉声呵责“以大陆为腹地”提法的结果是把“热脸贴在人家冷屁股上”，乘势提出台资“向南进”别“往西进”，随后又提出“戒急用忍”企图进一步破坏两岸经贸关系。台湾公众、特别是工商业人士明明看到台湾经济繁荣的“腹地”在于大陆，陈水扁及其政府却怯于两岸经济“融合”而对“三通”百般阴阻挡。为了尽快实现“三通”，我们宜表现更大的灵活性，打消有阻“三通”的各种藉口。只要确认“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只要“三通”是双向的，其他安排可适当圆通。我非常赞同用“两岸航线”的称谓来取代“国内、国际”航线之争，至于具体航行安排，可以灵活些。近20年来，台资、港资本来均属民族资本，我们不也是把它们作为“外资”来安排。一切要从有利于发展经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出发，不应受拘于一时的“称谓”或安排。况且，香港于1997年回归，港台航行安排也可供两岸安排借鉴。
　　在确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两岸可在“三通”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两岸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的安排，可以合力开发国外市场，合作开发与利用南海石油资源，合作组建远洋商船队，可以开展空间科学研究。两岸经济的顺利发展与繁荣，须要台海和平环境来保障，这取决于台湾当局是否确认“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和放弃“台独”主张。
　　3、在政治上稳步推进由三个步骤构成的“和平统一路线图”框架。
　　（1）两岸确认“九二共识”中的一个中国原则（“一国各表”）。“九二共识”的达成，应是两岸进行政治接触的基础，应成为“路线图”的起点。为此，台湾方面应放弃“一边一国”论和“台湾立国”论。顺便提及，国民党连战在选情激烈时也讲过“一边一国”，但它与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不同，可以跟“一中各表”的“一个中国”原则相衔接。
　　（2）两岸就和平问题进行谈判。台湾民众企求“和平”生活，大陆企求“和平统一”，但为反对“台独”而不放弃使用武力。“和平”本来都是两岸人民所共同企求的，破坏台海和平局势的势力来自“台独”，战火的根源在于“台独”。两岸可在“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下就台湾放弃“独立”与大陆放弃对台动武进行谈判。两岸人民都应认识到，只要有“台独”势力与活动存在，台海决无宁日。“反台独、求安定”，应成为两岸的共识。为此，就要求台湾当局取缔“台独”纲领和坚持“台独”纲领的政党，宣布“台独”为“非法”，并承诺不接受外国驻军和不谋 求与外国缔结军事协议。只有在此前提下，大陆相应宣布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并可就两岸安全问题建立沟通机制。我们作此宣示，既昭示我国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也昭示了和平统一的诚意。
　　值得提及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曾非正式地提议海峡两岸签订一项“中程协议”，台湾当局承诺不谋求独立，中国政府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美国政府藉此介入两岸关系问题。据悉，此建议理所当然曾为我方拒绝。目前我的建议，跟美国的“中程协议”有所不同。第一，我们建议的谈判，须以确认“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为前提，不能撇开这一前提侈谈“和平”；第二，这个谈判是两岸自主、互动的行动，纯属中国内政，尽管我们利用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的中积极影响，但不准外国介入；第三，我们承诺“不用武力”，并非无条件的，而是以台湾当局放弃“台独”、不接受外国驻军及不参与外国军事同盟为前提。这么一种“谈判”及“协定”，将有利于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安定人心，有利于两岸人民“求同存异”，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将政治歧见搁置一边，悉心于发展经济与促进经济整合与增强凝聚力。
　　（3）两岸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这是进行和平谈判和达成“和平协定”的必要取向。这个以撤销“台独”为中心内容的“和平协定”的政治谈判，可能须经多次谈判，须经一定时间，但只要认同“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坦诚相见，不难达成协议。在开始政治谈判的同时，双方推进“三通”，“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谈判与实施。随着两岸人经贸关系的发展和人员、文化交流的加强，势将营造出有利于两岸政治谈判的气氛。重要的是，两岸达成“和平协议”之日，最好就是两岸就“一国两制”问题开始“统一协议”谈判之时。也许，在“统一谈判”开始之前后须有一个时期的“适应期”或“磨合期”。在这期间，随着两岸经济相互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随着两岸各界人员相互交往、迁徒日益密切，双方对彼此不同的体制（政治、经济、社会等）日益了解，熟悉、适应，“一国两制”（不同于港澳）的两岸“统一谈判”自然会瓜熟蒂落。这是两岸13亿中国人民的福祉所在。
　　总之，从两岸关于“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的确认到“和平协议”的达成，再到“统一协议”的达成，勾划出两岸“和平统一路线图”的梗概。
　　我最后再次强调，我们要重视两岸关系中美国因素的正负作用，应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不过，这种正面作用充其量有助于遏制“台独”，而两岸的“和平统一”则主要依赖于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我深信，中国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定会在不太长的时间（20－30年）内实现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