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长建】论墨子经济思想的现代性基质

墨子的经济思想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时代，但对于今天市场经济的大生产时代的经济理论仍有重大的启示作用。谈墨子的经济思想离不开两个背景：其一、时代大背景。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社会，人们的思想活动环境相对宽松，所以许多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原创性思想的能够在那个时代产生，如果在秦王朝以后的专制社会，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这样的思想难以产生，产生了也不能得到传播。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墨家作为当时和儒家并驾齐驱的显学，自然值得关注。其二、个人小背景。墨子是颇具特色的甚至可以称为独一无二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墨子本人是小生产者，同时又是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平民思想家，四位一体，这就为其经济思想研究提供了无人匹敌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从而使墨子的经济思想在诸子中独树一帜。在经济理论上，墨子所处的时代不同于现代，他的结论与今人不同是理所当然的，但基质与原则是相同的，这正是今天我们借鉴的地方及研究的意义之所在。在此，我将墨子的经济思想概括为五点，即（1）强力生产观；（2）商品交换观；（3）科技发展观；（4）节用消费观；（5）兼爱平等观。本文试简析如下：

一、强力生产观。作为一个生产者，墨子高度重视生产，他最先认识到劳动是人的本质。墨子认为动物是依靠其本能生存的，“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墨子·非乐》）。所以对动物而言，“衣食之财固已具”（《墨子·非乐》）。但是“今人固与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就人和动物相比较而言，劳动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就人与人相比较而言，墨子主张劳而后获，坚决反对不劳而获，对那些侵吞他人、集体、国家财物者，给予道义谴责和法律制裁。墨子劝诫人们加紧生产，“强从事”（即积极勤勉的劳动），“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墨子·非命上》）。当然在墨子那个时代，他把生产的重点放在农业上，而且提出非常有见地的两个观点，“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墨子·七患》）。意即搞好生产要不误农时，免于饥饿要节俭而注意储备，“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墨子·七患》）。这两个主张是符合农业社会特点的。

难得可贵的是，墨子不仅看到物质生产，而且看到人口生产，这两种生产恰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且要互相适应。墨子时代是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所以墨子认为“唯人为难倍，然人可倍也，古者圣王为法日：丈夫年二十，勿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勿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节用上》）。这实际上是墨子对人口生产提出的具体措施，即以立法的形式，促使人们早婚多育，增加人口生产，实行扩张性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同我国上世纪70、80年代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的的紧缩性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向是相反的，但逻辑是一样的。事实上，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口老化，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也是主张早生多育，增加人口生产的。

墨子的“强力生产观”表明他抓住了社会的基本问题：（1）发展是硬道理。墨子反复强调“强从事”，“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这就是说，生产不发展，必然有民患国忧。只有发展了，才能解决其他问题，实现国泰民安。他说“是以椒粟多而民足乎食”“官府实则万民富”“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墨子·尚贤中》）。落后必然挨打，这是近代中国百余年的血的教训。1840年鸦片战争后，满清王朝由康乾盛世坠入国力衰微，入守则不固，闭关自守的大门被列强的利炮打开了；出诛则不强，在国际舞台上直不起腰。只有自身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才有话语权，自决权，才能独立自主而不受制于人。（2）人才是为政之本，兴国之基。“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墨子主张任用贤人治理国家，实现民富国强，提高综合国力。他说“贤者之治国也，蚤朝宴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墨子·尚贤中》）。墨子针对人才的选拔提出的三项标准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一是“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二是“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三是“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人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当今世界，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来讲，人才对于国家和企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3）按劳分配是与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分配形式。墨子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分配对生产有极大的反作用。按劳分配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生产的扩张；反之，平均主义、“大锅饭”则降低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生产的紧缩。（4）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相适应。墨子是最早系统阐述人口生产的思想家。固然，中国当今的人口生产方式和墨子的主张正好相反，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人口的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相一致。墨子主张扩张人口生产，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当时的物质生产相一致；墨子时代，劳动力短缺是一个严重问题。反过来，我国今天面临的不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是资源的相对短缺问题。目前，我国的耕地只占世界的百分之七，人口却占百分之二十二；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其他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些都表明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但是，只要我们把握住人口生产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原则，那就要从现实出发，关注人口的动态发展，把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结合起来，注意人口结构，包括年龄比例、性别比例，立足现实，放眼长远，因时制宜调整人口生产政策。

谈经济，就要谈劳动生产及其各个要素，而生产不仅有物质生产，也有人口生产，在这个问题上，墨子形成了完备的生产理论体系。

二、商品交换观。作为一个逻辑学家，墨子的“非攻”、“交相利”思想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堪称现代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

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形成社会当然离不开交往，像老子那样主张退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是不现实的。交往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不平等的战争掠夺，双方都是输家，纵有赢家，也是暂时的。二种是平等互利的经济交往，实现双赢，在《墨子·公输》一文中，墨子通过逻辑论证分析，得出试图发动战争获利者为“必为窃疾矣”的结论。历次战争尤其是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即为佐证。所以排除了战争，人类的交往形式非“交相利”莫属，这是逻辑学家墨子的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对于商品交换，墨子也有它独到的见解：

（一）认同分工。墨子是一个亲自参加劳动实践的思想家，所以他充分注意到分工的作用。分工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第一个前提，“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做事者做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凡天下群工，轮、车…使各从事乎其所能”（《墨子·节用中》）。分工能各尽所能，能各发所长，能加强合作，所以能提高劳动效率，使剩余产品成为可能，为交换创造了条件。历史上的每一次分工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如农、牧业的分离，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体力劳动和劳力劳动的分离；而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分工更加专业化，不但“隔行如隔山”，就是各行业内部的分工也日趋细化，集中精力从事某一专业的研究和生产，能够实现效率的根本突破，极大地提高竞争力和产业效能，所谓“宁断一指，勿伤十指”。我国民营企业发达的浙江，生产分工高度专业化，一个地方全部生产纽扣，另一个地方全部生产打火机，效率和竞争力都上去了。经济领域如此，其他领域莫不如此。

（二）肯定商品交易行为和商人劳动。“商人之四方，市贾倍蓰，虽有关粱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墨子·贵义》）。流通领域虽然不创造价值却实现价值，商人承担风险，无商不活，这种观点在重农抑商的时代难得可贵。墨子还认为商人要讲信誉重质量，“商人用一布市，不敢苟而雠焉，必择良者”（《墨子·贵义》）。

（三）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有初步认识，“为屦以买，不为屦”（《墨子· 经说下》）。分工形成大批量生产，当然不是为生产者本人所用（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这已触及到商品的二重性，在当时是超前的。

（四）具有初步的货币政策思想。“买无贵，说在反其价”（《墨子·经下》），意即用货币政策调节，使物价不至于昂贵。用货币政策调节物价，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危机会导致其他一系列社会危机。当前，针对部分行业过热，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主要是使用货币政策，如控制贷款规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等等，已收到明显效果。

（五）提出“交相利”的原则。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行者非之”（《墨子·兼爱中》）。那么“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墨子认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中》）。因为“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此乃良性之循环；反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此乃恶性之循环。墨子主张，“爱”和“利”都是“相互”的，“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既是对人作为人的道义要求，又是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逻辑结论。人与人之间靠“以诈欺愚”的单方得利，国与国之间靠“以强执弱”的单方得利，都是不长久的。所以，国家内部，要通过法律和道德规范人们的交往行为；国际上，要以“兼相爱”取代“交相恶”，以友好的贸易交往取代敌视的战争对立。这是时代的发展潮流，墨子是这一潮流的预言者。“交相利”，互通有无，互惠互利，这已是现代市场经济思想。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惨痛的。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发展对外贸易，融入经济全球化？2000多年前的墨子已作了很好的解释。

三、科技发展观。墨子的科学思想非常丰富，对力学、运动学、光学、数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研究。作为一个很有造诣的科学家，墨子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不仅“察类明故”，而且认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亲自进行技术实践，有很多发明创造。小生产时代的墨子当然不可能像大生产时代的今天这样，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对科技的认识在那个时代已是很先进的；他所取得的科技成就在当时也是领先的。

四、节用消费观。墨子指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墨子还从饮食、衣服、兵器舟车等具体方面提出节用的标准。作为对节用的进一步发挥，墨子提出“节葬”、“非乐”的主张。墨子时代，生产很落后，人民群众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艰难生活。节用是对统治阶级而言的，统治阶级的奢侈豪华生活导致民众无以为生，加剧社会动荡和统治灭亡。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墨子的节用是针对当时老百姓连基本生活都满足不了的情况下提出的，作为处于生产力低下时代的思想家，墨子的“节用”思想，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从今天生产力相当发达的情况看，消费可以刺激生产，物质文明正是我们所追求的。音乐是重要的精神文化产品，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陶冶情操，“非乐”的主张就显得落后了；但当今，用公款追星、劳民伤财是严重的腐败问题，必须坚决铲除。墨子的思想有其局限性，但我们应该看到，今天，生产力低下、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虽然一去不复返了，但资源的匮乏、环境承受能力的有限性，又悄然而至，水荒、煤荒、电荒、油荒、乃至新鲜空气荒，不已摆在我们面前，向我们敲警钟了吗。所以在今天，一方面要鼓励消费、激活消费，提高消费率，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合理、节约使用能源、资源，确保可持续发展。

五、兼爱平等观。作为一个平民思想家，墨子非常重视民众利益，提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主张“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墨子·非命下》）。在提倡仁爱儒墨两家并无多大分歧，但墨子显然前进了一步，这就是他提出的交相利思想，以交相利作为公平合理的分配标准。墨子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如前所述，墨子是主张按劳分配的，唯其如此，才能提高社会的发展效率。但现代市场经济所面临不单单是效率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平等问题。从经济伦理讲，社会发展的成果应为所有人所享受。有些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无论是在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对这弱势群体的提携，正是社会公正性的要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的所在。贫富差距太大，不仅违背经济伦理，而且是社会动荡的根源，更使一部分人丧失消费能力，制约消费，阻碍发展。当今拉美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并不穷，但危机四伏，停滞不前，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富差距太大，社会公正度太低，经济伦理意识太淡薄。我国的贫富分化问题目前已相当严重，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关注农民、民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对他们采取“多予”“少取”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主张通过收入调节，财政倾斜，合理分配财富，消除不平等。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所不可回避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我们不能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也不能把从效率出发的按劳分配和从公平出发的平等分配对立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按劳分配在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微观领域，属一级分配，处于低级层面也是基本层面，体现的是科学的经济规律的要求；平等分配从国家整体出发，属二级（再）分配，处于高级层面，体现的是伦理的社会正义的要求。一个文明的社会，科学规律和社会伦理都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