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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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科学总结新中国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一项重大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工程，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意义
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怎么走，没有现成的经验。100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针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提出来的，尚无实践经验，更不可能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设计。后来苏联模式的弊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不能照搬别国的理论和做法，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经过50多年的艰辛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我们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在继承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以说，现在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构建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从基本的层面上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奠基巨著《资本论》的着重点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是它在新时代的续篇，着重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今后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还很长，还会出现许多新的矛盾，遇到新的挑战，但只要有了这样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的、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理论作指导，就能够遵循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前进，保证经济工作的基本方向、基本方略不出大的偏差，善于克服各种困难和问题，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不是本本主义的产物，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所得出的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过去几十年，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本本是原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它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从定义出发，演绎出一大串“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而不作历史的分析，严重脱离实际。后来的事实证明，它的基本观点是不正确的，至今还有不少教条主义的观念需要清理。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在于坚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分析新问题，实现理论创新，而不是照抄照搬100多年前的个别结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建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实现这种统一的具体体现。
也有学者认为，靠西方经济学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就足够了，不必再另立一个自己的经济学。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西方经济学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应当借鉴、汲取，尤其是其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理论成果和方法，很值得学习。但是，完全依靠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绝对行不通的。第一，它主要立足于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问题，并不完全适合甚至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它往往侧重于研究某一方面、某些具体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十分特殊的大国，则无异于隔靴搔痒。第三，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给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开出的“药方”，很不对症，有的还别有图谋，以致使许多国家遭受惨重损失。中国人的问题必须依靠中国人来解决，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来指导，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涵、框架和研究方法
我国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诸多问题尚未完全形成共识，仍需深入讨论，但对其基本内涵大致可作这样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科学。它立足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上升为理论，揭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确立基本经济范畴，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较为完整的经济学说。它具有实践性、规律性、开放性、前瞻性，既突出中国的个性，又带有时代特征。
基于这样的基本内涵，它的逻辑结构应既不同于《资本论》，也不同于各种版本的西方经济学，更不能模仿原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是以分析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为基础，以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为主线，以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为主要内容，以史论结合为基本叙述形式，由生产力的发展到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调整，再到参与世界分工和国际市场，由总体的历史分析到经济运行、经济关系中各个分支的具体论述，再回到整体优化的综合，分层展开，廓清基本原理和发展道路。
在研究方法上，应当破除从定义出发、用书本剪裁现实的先验式、教条式套路，避免和克服两种教条主义（土教条和洋教条），要突出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较研究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应当充分、全面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包括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50多年的经济建设史，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中揭示深层次矛盾，用历史材料说明经济规律、经济机制和经济范畴，增强说服力。还要突出实证研究，吸取西方经济学的长处，使定性分析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用事实和数据作为立论依据。同时，进行多视角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深化认识，揭示规律。依托已有的基础深化研究。
可以说，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展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的理论著作提供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同志等对中国历史特点和革命、建设道路的深刻论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量文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的系统论述，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历史地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形成是几代人从实践到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经济理论界在20多年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著，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当在这样比较好的基础上，协同攻关，进一步深化研究。
当然，作为一项理论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所涵盖的时段是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今后针对经济建设的实践还会提出新的问题、作出新的论述、制定新的政策，现在是否能形成比较成型的本子；怎样处理经典作家论述、党的文献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和阐述，如何具体处理它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它的框架怎样设计才能更全面缜密而又比较精练，不至于同部门经济学过多重复；有些重大理论问题仍在讨论中，比如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等，对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较为妥当；等等。我们相信，通过深入研究和共同研讨可以集思广益，特别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会更加深刻，理论上也会达成基本的共识。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可能是认识过程的阶段性总结，将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