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一直是我们的近邻。这个神秘的国度与我们的祖国一样，在历史上同样遭受过外来的侵略。有所不同的是，日本走在我们的前面，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通过资本主义改革，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亚洲历史上唯一的对外殖民国家。但是，在文化上，日本并没有在全盘西化的时候失去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而是将自己的文化融入到了外来文化中，给日本文化赋予了新的含义。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这是处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中国需要研究的问题，也是我们想深入探讨的问题。

 

 

 

 

课题名称：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今天是我们研究型课题学习小组活动的第一天。每个组员都接到了各自的任务。我这个组长自然也不例外，打开自己家中的电脑，准备上网搜索一些材料。

上网搜索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要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实在是大海捞针。还好，技术问题难不倒我，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了。

我登陆了网络搜索引擎“百度”的首页，在上面输入了我们研究型学习的标题，搜索与我们研究型学习有关的内容。出来的有关内容一下子就有一大堆，想一次看完真是很不容易。我只好走马观花地对每一片文章都大略地扫一下，看看文章的主要内容，分析一下作者的思想。比较有价值的，就被我复制下来，保存到了电脑里。

花了大约有45分钟的时间，我从网上找到了大约20篇有关的文章。文章的内容各不相同，意见也不是很统一，但是大多数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即中国应该学习日本经济发展中累计的先进经验，并为我们自己所用，来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并抵抗来自国外的侵略。

在这样一番搜索之后，对于我们自己的研究型学习内容，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剩下的就是在上面添砖加瓦，让它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今天早上，我们几个成员如约来到了学校门口，为我们的研究新学习展开调查。此时时间为8：00。于是我们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仪征图书馆。我们打算借助网络进行集体研究。我们在图书馆二楼的微机房中借助网络对于课题有关的材料进行搜索。我们搜索了不少有关日本在二战后经济、文化等方面是如何迅速发展崛起的材料。组长和我们几个成员手上拿着笔和纸，把有关方面的材料和内容记录下来。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把记录下来的材料都给组长，让组长再从中把好的材料和内容留下来整理。大约到10：00，我们又来到组长家，一起在线观看了《大国崛起——日本》的纪录片，又获取了大量的材料。直到11：30为止，上午的调查结束。尽管大家非常类，但是看到自己的成果，心中是多么地开心。下午2：00我们又一起来到了组长家中。我们又一次认真仔细地筛选好的材料，并对其进行加工整理。又忙了一个下午，这一天的活动终于结束了。组长对大家宣布说今天的任务圆满成功，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今天我知道了网络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研究型学习也让我有这个机会接触网络。同时我也知道我们不能仅仅地把日本当作中国的公敌，而是要学习它是如何发展的，来增强提高我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水平，促进中国发展，早日成为世界强国。

 

在一番艰苦的努力下，我们的研究型学习终于完成了！算上上学期的，我们已经进行了两次研究型学习，从中也吸取了很多的经验。它让我们认识到：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调查所取得的材料，才是最真实，最有价值的材料。它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撰写一篇研究型学习报告。这对以后书写论文，也是大有帮助的。

最主要的，是我们认识到了日本的崛起对中国发展的借鉴意义。这种意义是非常大的。我们的一次研究型学习，肯定不能分析完整。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知识，收获了经验。而这，不是在课堂上能学得来的。

 

 

姜浩：在设计研究型学习的时候提出了很多有益意见。完成了在书籍资料上搜索相关信息的工作，为研究型学习提供了大量不可或缺的材料。

 

都刚：提炼出了小组中的主要观点。拟定了小组的活动计划。搜集整理了大量材料。

陈亮：将研究小组成员的不同意见一一记录，并进行整理。拟定了《研究型学习课题报告》的整体结构。积极参与了小组的每一次活动。态度认真负责。

 

雷悦文：利用自己的电脑知识在网络上协助搜索必要信息，完成了文字录入方面的大量工作，并对研究型学习报告的电子文档进行了加工，使之更加整齐，一目了然。为研究型学习活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徐济坤：协助姜浩完成了在书籍资料上搜索相关信息的工作，并对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了相关整理。积极参与了小组的每一次活动，勤勤恳恳地完成了大量的幕后工作。

 

 

 

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首先主要是经济方面。毕竟，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之前又有与我们的祖国有相似的历史，研究其经济的发展原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经济领域的“日本通”何在

日本企业60年的发展历程，很有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地方。大家肯定都记得东芝笔记本、三菱帕杰罗、丰田“霸道”广告、日航关西空港等事件，这些事件向我们真实地揭露了日本“知名企业”丑陋的一面，深刻教育了国人。这一次“索尼相机”事件，又是一次“生动”的体现。我当然不是想评论这件事本身，更不是要在这里复述一遍事件的起转承合。我只是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上述的一系列“事件”中，没有看到我们的“日本企业研究专家”在场。

在经济领域，我们没有“日本通”，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光知道隔海遥望日本发展的宏观数据、行业动态，而不搞清楚其具体的微观状态，是没意义的。必须要从“细节”上，从“基因序列”上，把日本企业搞个彻底明白，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日本通”。

日本的企业，在一个特定的人类发展历史空间内观察，确实很了不起。这么一个岛国，能源匮乏、资源有限，就是依靠“两头在外”，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我们不承认人家的过人之处，那是掩耳盗铃。例如，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消耗，如果日本是1，则意大利是1.33，法国是1.5，德国是1.5。再比如，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日本是我们的20倍，是美国的2倍。

可就是这么高明的邻居，这么强大的经济发展“榜样”和“对手”，我们却鲜有踏实、细致、认真、全面的研究者。王毅大使虽说也被称作中国的“日本通”，可他作为官员，并不能代替经济领域的研究者。日本企业的生产流程、技术研发、产品渗透等等，都需要我们做深入透彻的分析、跟踪。而这些，我们今天真正了解的又有多少呢？我们的大学很少有关于日本历史、文化、经济的专业，这是很不正常的。这说明我们整个社会缺少研究日本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氛围。反观日本，各个领域的“中国通”比比皆是。

在目前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我们需要学习，不能浮躁，更不能漫无目的。你不研究日本，你怎能知道它的长处和短处？知道了日本企业的高明所在，以及他的“阿喀琉斯之踵”所在，那么我们的企业在竞争中才能够赢得主动。

而对于经济发展中常出现的泡沫经济，日本是如何应对的呢？

 

日本的泡沫经济虽然已经过去15年了，但在日本国内其作为一段沉痛的历史教训，还在不断地受到专家学者的探讨研究，以避免类似的错误重演。

可是在世界范围内，类似的悲剧恐怕正在上演。反过来说，假如时间能够倒流，在日本80年代那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国际环境下，以现在对泡沫经济的认识水平，人们能否明智地采取种种打压泡沫的政策措施，避免泡沫经济的发生呢？对于这个问题，很多的日本专家持悲观的态度。这是因为，促使并放任泡沫经济产生的各项政策措施并不像人们事后评论的那样愚不可及，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氛围下，这些政策措施被认为是恰当的，并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与支持。

如果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采取事后看来是正确的政策措施，那么你也许只有承担失败的风险，却不会享有成功的荣光。因为在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这就需要决策者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来推行自己坚信正确的政策措施。而正确的知识只能来源于对历史的科学总结。

历史虽然不会重复，可是历史又往往惊人地相似。

有日本学者回顾泡沫经济时期自己的想法时说道：“对于消费价格及批发价格都很平稳而只有资产价格急剧上升这一现象，我以为这只是股票、房地产等特定市场的问题，未必是整体经济的问题。可是翻开历史，同样的泡沫已重复了无数次，而当它在自己眼前发生时却没有想到，真让人羞愧不已。”

他人的失败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应以此为鉴，避免再去验证一次。

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繁荣”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当时日本央行实行的宽松的金融政策，它是“泡沫生成的必要条件”（日本前央行总裁速水优语）。

“广场协定”达成（1985年9月）之后，为了减少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强势日元的闸门被打开，开始了大幅度的升值。

在“广场协定”达成前一天的东京汇市上，1美元＝242日元，而到了1985年底，美元就已跌破了200日元的大关。到1988年年初，美元甚至跌到了1美元＝128日元的水平，在短短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日元升值了将近一倍。日元的急速升值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经济出现衰退的征兆。

为应对这一局面，日本央行在1986年分四次把基准利率从5%下调到3%，并且在87年2月再次下调0.5%，达到当时的历史低点2.5%。

80年代的日本经济不像现在这样疲弱，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通过技术革新及经营合理化等努力，高科技产品出口大增，到了87年年中，经济就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

本来这时央行应考虑加息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可是由于当时国际及国内的情势，迫使日本央行把2.5%的超低利率维持了2年零3个月，直到89年5月31日才上调到3.25%。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的最大负面效应是，强化了人们对低利率将长期持续的幻觉。

当时的国际因素是，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出现“黑色星期一”的暴跌。为了防止美元也因此大跌，出于国际协调的考虑日本央行被迫维持低利率政策不变。

国内的情势主要是物价的持续稳定。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经济复苏将带来信用的扩张，通货膨胀也会随之出现。所以央行应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时就开始逐步调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的蔓延。可是当时由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进口商品及原材料价格下跌，导致CPI出奇地平稳，批发价格指数甚至还一度出现负值。 低利率的长期持续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出现了所谓的“过剩流动性”。

本来这应该反映在物价上，可是由于日元升值而没能显现出来。

在日本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鼓励下，全国掀起了国土开发热潮，到处兴建休闲娱乐设施，建造商品房及高档写字楼。大量资金流向了股票及房地产行业，使得资产价格出现暴涨。

从1986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就用“干柴”这一比喻来指出潜在的通货膨胀危险。可是这一警钟由于迟迟没有出现的通货膨胀，不光没能说服广大的民众，连日本央行自己也开始发生了怀疑。

日本的CPI在泡沫经济的末期才开始缓慢上涨：1989年3月比前一年上升了1.1%，到1990年4月超过了2%，同年11月达到了3%以上，一直到1991年8月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本来日本央行在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时便开始调高利率，可是这次却是在通货膨胀出现之后才调高利率。

当时的日本央行总裁事后承认了这一做法的失败。当时虽然知道不断地下调利率会导致资产价格的上涨，可是当时日本央行的优先目标是汇率及物价的稳定，从而轻视了资产价格的上升，结果导致了资产的通货膨胀。

这里让日本央行烦恼的是，为了防止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实现持续的物价稳定，就必须在统计上的物价稳定阶段便开始大幅度地提息。可是在当时这种大环境下，谁又能自信看清了整体经济的方方面面，并且有绝对的权威果断加息，逆势而行呢？

泡沫吹大的前提条件是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物价一旦上升，宽松的货币政策便无法维持下去，大规模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将不会形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物价稳定是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必要条件。

日本前央行总裁速水优在检讨当时金融政策的失误时这样说：“围绕当时泡沫的发生及扩大，金融政策在什么方面负有责任这一问题，我认为重要的是，在景气恢复已明确化了的1988年下半年以后还比较长地维持低利率，使得这种低利率将永存下去的期待在一般人的心中扎下了根。这是泡沫经济扩大的原动力之一，对于这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必须深刻反省。”这就是说，利率政策必须具有弹性，而决不可长期停留在某一低水平，从而造成人们对于未来资产收益预期的偏差。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辨别何为泡沫，何为正常的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在判断出现差错，出台了错误政策的情况下，哪个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造成的危害大？

对于这个问题速水优认为：“实际上，在泡沫扩大的过程中，是否是泡沫的判断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们无法否定这是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比方说，在当时东京地价暴涨时，人们所举的一个在当时很难分辨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理由是：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的提升。必然的，中央银行总是面对着两个不同的风险，……一个是，经济在正要获得飞跃性的发展时，如果错误地采取紧缩政策，就可能剥夺一个大好的成长机会；另一个是，把只不过是虚幻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误以为是真实的，放任泡沫的扩大。中央银行在进行政策判断时，不能光注意哪个风险的概率高，还要关注在政策判断出现失误的情况下，哪个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高这一问题的评价。泡沫经济时期的经验显示了，对于把只不过是虚幻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当成是真实的这一错误，从长远来看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一点，当时的日本银行的认识是有所不足的。”

在速水优看来，放任泡沫的扩大所造成的损失，远比错误地采取紧缩政策而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要大。

事实也确实如此。进入80年代后，支撑日本战后30多年高速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都渐渐地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了，而这时出现的日元升值在客观上加剧了这一点。日本当时应利用这一危机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可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却只顾眼前的经济繁荣，从而放任泡沫经济的形成与扩大。结果该改革的没改革，该调整的没调整，不仅白白浪费了4、5年的大好时光，而且给以后的经济体制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经济学理论还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之中，更何况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经济的历史经验总结。因此，我们在应用发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经济发展时，一定不能脱离对具体现实的研究。

日本的泡沫经济对我们的一个启发是，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不能完全以CPI的涨跌为依归。这个除了CPI的统计方法本身有问题外（比如没有把房地产等的资产价格的涨跌包括在内），CPI的涨跌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拿日本来说，当时除了日元大幅度升值外，日本经济还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通俗地说，日本当时面临全面的产能过剩，即通货紧缩陷阱。

如果不是出现了泡沫经济，日本90年代经历的通货紧缩局面有可能在80年代中期便提前到来。不对过剩产能的行业进行压缩调整，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脱胎换骨，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经济就有可能陷入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因为泡沫经济的冲击，日本不仅错过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而且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是日本迟迟不能走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困境的一大原因。

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家。虽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我国与当时的日本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相比日本还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可是我国当前的经济表现却处处有当时日本的影子。首先，我国经历了90年代初开始的大规模投资，到了90年代末出现了普遍的供大于求现象，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其次，人民币虽然没有像日元那样大幅度升值，但在历史上也第一次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最后，我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可是低利率政策却比当时的日本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利率也更低。

而在这些现象背后，我国同样面临着通过改革各种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化解诸多矛盾的问题。这种时候如果企图通过制造虚假的繁荣来化解眼前的矛盾，只会像日本一样把问题越拖越严重。 日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第一，汇率的调整并不能阻止经济的泡沫化；第二，尤其在CPI的稳定时期，我们更应该当心资产的泡沫化；最后，我们应处理好眼前的经济繁荣与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当前反对加息的理由之一是，目前的经济过热并非全局性的，所以加息有可能影响经济繁荣。

速水优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反省给我们的启示是：在面临这两种风险时，牺牲暂时的经济发展，比起听任泡沫经济扩大可能造成的危害，从长远来看前者要小得多。总之，我们不应过多地纠缠于CPI的涨跌，把CPI的涨跌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唯一风向标，重蹈日本的覆辙。

经济上的优越并不仅仅体现这些大的方面上。有些小的方面，也会成为日本经济腾飞的助推器。

不但如此，日本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借鉴

循环经济是指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循环替代、循环净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日本始终走在国际前列。

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匾乏，绝大部分资源和许多工业原料依靠进口。为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建设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社会已成为日本的国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法律体系，对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利用等作了具体规定，并大力加以推行。

日本为循环经济所构建的法律体系大致可以分成3个层次：

第一层次也可称为基础层次，它由基本法《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构成。该法在2000年12月公布实施。该法提出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促进物质的循环，以减轻环境负荷，从而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全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该法就处理“循环资源”(可处理的废弃物)规定了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一般国民所应承担的责任：政府负责制定构筑循环型经济社会的基本计划，首先在中央环境委员会颁布的指导原则下，由环境部拟定规划草案，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规划应作为政府制定其他规划的基础；地方政府具体实施限制废弃物排出并对其进行分类、保管、收集、运输、再生及处理等措施；企业负有减少“循环资源”产生并对其进行循环利用和处理的义务，即对产品从生产到最终处理的全过程负责；国民则尽可能延长消费品的使用时间，并对地方政府或企业的回收工作给予配合。该法明确了建立循环社会的政府措施：减少垃圾产生量；以法规形式规定“垃圾产生者责任”；在产品回收利用到评估的整个过程中增加“生产者责任”；鼓励使用再循环产品；如妨碍环境保护、产生污染的企业征收环境补偿费。

第二层次是综合性的2部法律，分别是《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和《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

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2001年4月开始实施。该法的主要内容是从过去主要促进废物再生利用扩大为通过清洁生产以促进减废和尽可能对废旧产品和零部件进行再利用，即由主要强调Recycle(原材料的循环)改为3R：(1)废弃物的减少(Reduce)：对制品设计时要考虑小型、轻便、易于修理，达到省资源、长寿命；修理体制充实完善，使产品的寿命延长；通过升级使产品的寿命延长。(2)部件的再使用(Reuse)：在设计时使部件易于再使用；要再使用的部件应标准化；经修理或再生后再使用。(3)循环(Recycle)的强化：生产者有回收废产品循环利用的义务：为了使不同材料的废弃物再回收时易于区别，生产者有义务添加材料标号；抑制副产物的产生，强化副产物的循环利用。总之，要在制品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修理、报废各阶段综合实施3R，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的特点。

《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早在1970年就制定了，又在2000年进行了修订，修订后充实了有关促进废弃物减量化和再利用的内容，增加了垃圾产生最小化、垃圾分类及回收等条款；对有毒性的固体废弃物(如医疗垃圾)管理条款更加严格；建立垃圾处理中心系统；将选择性处理的责任分摊到公众身上；地方政府组建促进垃圾减量化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是：(1)整顿废弃物的处理体制和处理设施，防止不适当处理；(2)推行在废物处理中心处理；(3)推行产业废弃物管理票单制度，记载废弃物从排出者、中间处理者到最终处置者的情况；(4)禁止私自焚烧废弃物；(5)产业废弃物的排出者要制定废弃物的减量和处理计划；(6)发生不适当处理和非法丢弃时，排出者要受处罚，并负有恢复原状的义务等。

第三层次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5部具体法律法规，分别是《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及《绿色采购法》。

日本一直十分重视废物再生利用，1995年颁布了《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1997年4月起施行，是最先实行的具体的资源循环法律。该法明确“容器包装生产企业负有对用毕废物回收利用和处置的义务，费用加人售价”。要求建立容器与包装回收体系，涉及到不同主体承担不同的责任：对玻璃瓶、PET瓶、纸制品、塑料包装制品等回收制定了具体条款。

随着日本废家电的数量不断增加。1998年废电视达到737万台，电视、冰箱、空调和洗衣机4种家电废弃总量达1953万台，日本政府感到对废家电进行回收循环很有必要，于1998年颁布了《家电回收法》，并于2001年4月开始实施，明确“废弃电视、冰箱、空调和洗衣机由厂家负责回收、再生和处置，用户向厂家交付少量再循环所需费用”。规定制造商和进口商制造、进口的家用电器有回收义务，并需按照再商品化率标准对其实施再商品化。明确规定再生利用率为电冰箱、洗衣机的再商品化率(资源回收)必须达到50%以上；电视机的再商品化率必须达到55%以上；空调器的再商品化率达到60%以上。

这是我们在经济上所作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恐怕并不能概括整个日本经济上的情况对中国的影响，但是我们尽我们所能，尽可能地分析了几种主要的情况，力求能够概括日本在经济方面对中国的影响。

在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也进行了一番研究。以下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论日本小电影对中国文化和经济的影响

说到大片，也许你会想到好来坞；说到喜剧片和动作片，也许你会想到香港；说到摇滚，也许你会想到英伦；说到吹牛，也许你会想到印度；说到狗屁，也许你会想到俄罗斯；而说到小电影，人们不约而同的都会想到日本。我觉得日本最诱人的东西不是笔记本，不是数码相机，不是制作精美的动漫，也不是偶像电视剧，而是那些风情万种的女优。我觉得日本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不是强大的国力，不是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也不是篡改历史的无耻与卑鄙，而是那些敢于挑战伦理道德的小电影。

为什么日本小电影风靡全球？

也许你最熟悉的日本语言不是电影里经常听到的什么“八格牙路”，“约西”，“咪西咪西”，或者是席卷中国的哈日族们经常所说的“卡哇衣”，而是日本小电影里那些烟花般的女人勾魂的“@$@$%$^%$^%#^&#”的声音；也许你最熟悉的日本明星不是帅气的木村拓哉，不是美丽的酒井法子，而是小泽圆，武滕兰。作为电子科大的男生，在女生取无穷小量的世界里，也许你熄灯前还抓紧时间去图区YY一把，也许你深夜里还辗转反侧孤枕难眠，也许你凌晨还沉浸于电脑游戏，在空虚作祟的时候，也许还是要靠她们俩解决积聚在心底的难以启齿的需求。

现在回到正题，为什么日本小电影风靡全球。先从演员说起吧：首先，日本女优不是随便检来的，而是从小培养的，经常都能看到小至八九岁的女孩出演主角。其次，制片商不是敷衍观众的，演员的质量那是没得话说，不会出现那种肥得进不了门，或者瘦得还不如男主角的XX的直径的，不会出现吓跑观众的，也不会出现需要掩面出场的，可见日本人办事，果然让人放心。再次，日本女优不像欧美演员那般肆无忌惮的开放，也不像本土演员那般固若金汤的羞赧，日本女优具有东方女性的娇羞，也具有西方女郎的豪放，娇懒的脸庞羞涩中略带半点掩饰不住的欲望，更让人心潮澎湃。

再说日本小电影的情节。日本小电影对伦理道德的挑战，让中国和欧美的制片商都望尘莫及。在中国几千年的辉煌文明与仁政统治中，伦理道德一直是人们心中一把行为的尺子，所以，这方面的跨越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中的后起之秀日本。欧美国家虽对性比较开放，然而，伦理道德毕竟是人类心灵的一种度量，在这方面也比不上从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日本。就连动物间对此也只能自叹不如，虽然它们没有用以表达情感的语言文字，然而，也几乎不会有乱伦的现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日本小电影敢于挑战与勇于创新的精神，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场暧昧诱人的表演，而且还有全新的视角。日本小电影的场景从家庭到办公室，从教室到公园，从地铁到闹市，演员之间的关系洒家也没有那么厚的脸皮来说明。

国产电影的情节比较单一，不是在哪儿搞到一两个TP，就是那种遮遮掩掩半天不见有所动作，所以竞争力在行业中是最差的。欧美的产品过于开放，基本上就没有情节，直接进入主题，没有给人留以想像的空间，所以仍然敌不过日本。对伦理道德的挑战仅是日本众多有效竞争力之一，如果给所有的演员加以马塞克完全可以拿出去当大片上映，其内容之丰富，情节之生动，连他们的某些大片都比不上。可以说，日本小电影给人的不仅是一种视觉的感受，更是一种心灵的冲击，其惊心动魄的故事，让人折服。

日本小电影的泛滥对中国文化有何影响？

中华五千年来的文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外来入侵，许多旧词在我们的语言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移民”，而我们的观念也在随之改变。早熟现象正越来越严重的从东瀛鸟国漫延到神州大地，搞得大学生不像大学生，中学生不像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也能一语惊人。早熟让越来越多的中学生走在了潮流的前沿，让越来越多的大学附近兴起了“住宿”村，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前享受的婚后生活，让越来越多的医院打起来了“无痛人流”的招牌。

日本小电影由于演员过于出色，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沉迷于YY，对正处于冲动期的朋友们产生严重的影响，导致身心不健康，甚至走向歧途。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沉迷入情欲，严重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于日本小电影已经深入人心，其对伦理道德的亵渎必将对社会风气形成一定的影响，也许会严重威胁人们的心灵健康，尤其是现在的青少年，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啊，远离日本小电影！

日本小电影的垄断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呢？

日本小电影一登陆中国，就导致国产片陷入伦理道德与产品销量的二难问题，拱手让出原有市场，日本小电影乘机将市场扩大化，并一手垄断中国市场，造成本土制片商纷纷倒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流向日本人的口袋里。由此造成的影响远过于金钱，现在人们要找一部国产的片子比上山找一棵千年人参还难。

由于日本小电影的可欣赏性远强于国产片和欧美片，一时间造成其需要量迅猛增加，对网络承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当然也给网络供应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并刺激了各行业的经济发展。就拿我们RX公寓来说吧，用PP点点通和VAGAA上外网下载小电影，由于联通网速过慢，造成下载时间超长，这就给联通创造了不菲的收入，同时此类下载软件对硬盘的损伤非同小可，为电脑硬盘维护商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同时，由于超清晰的日本小电影需要较大的存储空间，大部分同学的硬盘空间告急，大大缩短了硬盘的升级周期，给电脑配件提供商创造了不小的财富。

由此可见，日本作为一个“文化”出口大国，其小电影对中国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希望大家小心戒备，维护中华纯洁的文明与传统，不要让这种文明冲击脆弱的心灵。

既然如此，我们一定要小心日本的文化侵略——由日本的极少数法西斯分子所推动的文化侵略。

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往往不仅仅是纯武力的较量，也是文化的较量，因为武力只能消灭和征服对象国人民的肉体，而无法征服其思想。纵观现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史，“侵略”往往并非纯武力的侵略，也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侵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尤其如此。所谓“文化侵略”是日本侵华史上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一个虚拟的抽象概念。而且，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比武装侵略的历史更长，在日本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

历史地看，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有两个历史阶段。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对将来用武力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制造侵略中国的思想舆论。

众所周知，日本人觊觎中国由来已久。16世纪末武士幕府大将军、军事冒险家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以朝鲜为跳板“直捣大明国”，把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中国明朝看穿日本野心，决定援朝抗日，经过8年奋战，终于将日本赶出了朝鲜。丰臣秀吉的可耻失败，使得日本在此后的17世纪至19世纪末叶的200多年中不敢贸然大举犯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侵略中国的野心。恰恰相反，在此后的200多年中，日本一些在野民间人士，自发性地通过种种方式，对日本侵华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种种试探和研究，提出了系统的侵华理论和方略，并以此对当权者和日本民众施加影响。

到了19世纪初年，又有民间文化人用学术著作的方式，系统全面地提出了侵华方案，他就是佐藤信渊。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由日本——他称为“皇大御国”或“皇国”——来统一世界是神所赋予日本的一种使命，由此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计划“秘策”，并论述了如何“攻取”中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甚至连各省府在“攻略”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也替后人做了周密的安排。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的侵华理论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态，即由此前的“纸上谈兵”——在书斋里提出侵略主张和实施方略——演变为侵华理论与侵华战争的互动。著名私塾先生与民间报人福泽谕吉，以一个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着“文明”论的幌子，极力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他宣称日本已经是一个和西方列强一样的“文明”国家，中国及朝鲜还是“野蛮”国家，日本攻入朝鲜和中国是为了推进“文明”，不服从日本就是不服从“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而“文明”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和必要的。

除了赤裸裸的侵华主张之外，日本还有一种具有“怀柔形态”、也更虚伪的侵华理论。它与上述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的赤裸裸的武力侵华论相辅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他们不是像福泽谕吉那样主张“脱亚”，将日本搞成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与福泽谕吉相反，提出“兴亚”或“振亚”。

到了20世纪初，随着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激烈化及日俄战争的爆发，“亚细亚主义”越来越成为侵华理论的主流形态。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以中岛端和酒卷贞一郎为代表的一些日本文化人，面对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巨大动荡和混乱，幸灾乐祸，蠢蠢欲动，怀着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通过学术著作的方式，大肆宣扬“支那必死论”和“西方列强分割论”，认为西方列强必然要分割中国，中国必然亡国，日本应该“保全”中国，“保全”的实质是使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附属国；如果中国灭亡，那也只有日本才最有资格来独占中国的“遗产”，西方列强无权染指。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全面军事入侵后，将文化侵略作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利用文化手段为侵略服务，为长期占领并奴役中国人民服务。

七七事变后，日本一些学者文人在纳粹德国战争理论的启发下，将现代战争看成是“总力战”，并提出了“思想战”、“宣传战”、“思想宣传战”的概念，以此作为“总力战”的重要环节，并对“思想战”、“宣传战”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阐发和研究。至此，对华文化侵略已经高度自觉化和理论化。日本军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思想宣传战”及文化侵略的措施。在日本国内，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内的思想统治和舆论宣传的控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宣传问题的“大纲”、“纲要”之类的文件，操纵了全国的战争舆论，所有舆论媒体机器都开足马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针对中国的“思想宣传战”。在中国沦陷区，则在军事占领后立即着手进行所谓“文化工作”。一些文人学者加紧研究“对支文化工作”的方案，全面论述了“对支文化工作”的思想原则、指导理论和意义价值，明确提出所谓“对支文化工作”是对中国人的攻心之战，要着眼于对中国长期占领与统治，其目的在于通过思想文化的渗透来“收揽人心”。为此，日本派遣的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特派员也纷纷来华，对中国上层特别是知识阶层进行利诱与劝降。而对下层老百姓，则由日军组成了所谓“宣抚班”，进行以奴化为目的的宣传“安抚”活动。同时，在新闻媒体、情报机构、日语教育、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的所谓“在支文化事业”，也都全面展开。

在新闻媒体方面，随着对中国的军事占领，日本各新闻通讯社也纷纷尾随而入。他们凭借武力，扫荡、毁坏或占领了中国原有的新闻通讯机构及报馆，严禁非沦陷区中国报纸的传入，建立日本自己的通讯社、报社和杂志社，并扶植和操控汉奸傀儡政权的宣传媒体，以便为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奴化统治制造舆论。更有一些人来中国进行情报刺探和间谍活动，一些在华的官办或有官方背景的大学、会社等，也积极从事对华情报活动，甚至设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日本国内的官方与民间的组织、新闻社甚至个人，成立了大大小小数量繁多的对华情报组织、学会、研究会等等，收集并整理出版了大量情报资料，其情报网络覆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他们尤其注意对中国抗日情报的搜集和研究，许多文化特务深入中国的前线后方，对中国军民的抗日宣传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搜集和调查活动。这些人回国后将他们调查获得的材料，连同自己的分析概括，写成文章乃至专门著作，虽也一定程度地映照了中国抗日及抗日宣传、抗日教育的情况，但却肆意颠倒“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日”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火上浇油，在推动日本对华侵略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教育方面，为了长期统治中国，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推行奴化教育，其主要手段是强制推行日本语教育。一些学者著书撰文，提出要把日本语作为“亚洲通用语言”或“亚洲第一语言”。在台湾岛，日本千方百计施以“皇化”教育，日语被作为“国语”推行了50年。在中国东北地区，也按照台湾的经验和模式大力推行皇化教育，增建中小学，设立所谓“建国大学”，建立起了一整套教育体系，对学生和民众宣传“满洲建国”、“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之类的奴化思想。在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到途径和方式，全面而又完备，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也十分巨大而深刻。

日本对华实施文化侵略的主体成分是学者和文化人。从设想到实施，大体经过了以下四个阶段。即①学者文化人个人的侵华设想、方策的提出，但基本处于书斋状态；②学者文化人的侵华主张传媒化，并为许多民众所理解，也为政府所接受；③学者文化人战争舆论与军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及侵华战争的发动；④学者文化人在侵华战争期间成为媒体宣传、情报搜集、文化教育、宗教入侵等文化侵略的主体。

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学者文化人又成为日本人战争反思的主体阶层，并在反思中造成分化：大部分人承认战争的罪责，另一小部分则为侵略战争开脱，拒不认错甚至大肆美化。这部分右翼学者在50～60年代是极少数，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右翼政治的庇护下迅速抬头，并日见猖獗。最近十几年来，由于种种综合性的、复杂的原因，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联系到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历史，不禁使人感到，历史上的现象与现实具有种种联系。历史上日本一些学者、文化人不断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献计献策，而现在又有一些学者文化人在重蹈历史覆辙：他们蓄意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煽动反华情绪。有人鼓吹中国威胁论，有人宣扬中国崩溃论，有人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肆意歪曲、丑化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有人对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阴暗面大加渲染。

 

新华网重庆8月19日电（记者茆琛）“在学者尚未能提供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并做出系统分析研究的情况下，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史实正在被日本右翼歪曲，同时也正在被忽略。”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向远根据五年来的研究提出，大量的史实证明，日本的“文化侵略”以消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目的，其历史比武装侵略的历史更长，在日本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

近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利用我国人民对文化侵略的陌生，歪曲其文化侵略行为和史实，这是对我们民族文化新的挑衅。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博士生导师王向远教授长期从事中日关系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了《“笔部队”和侵华战争》《日本右翼言论批判》《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等书籍，他将“文化侵略”解释为“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人”。

王向远告诉记者，七七事变后，日本在《论支那人》等文中提出“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的口号，这表明，当时的日本将文化侵略与武力侵略并提，甚至认为文化侵略更为重要。

历史资料表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由来已久，学者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将来用武力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事先制造侵略中国的思想舆论。王向远介绍，日本对华的文化侵略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日本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书中日本人占领南京的内容触目惊心。而最早系统全面地提出侵华方案的也是日本学者佐藤信渊。他提出了日本先攻取满洲，然后“经略”整个中国的计划。自此到20世纪初，日本学者、文人一直蠢蠢欲动，在学术文章中赤裸裸地宣扬侵略中国的强盗计划。

文化侵略的第二个阶段，是在日本全面军事入侵后，将文化侵略作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利用文化手段为其武装侵略服务，为日本长期占领并奴役中国人民服务。史料证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存在于文学、历史学、宗教活动、教育、情报、宣传等诸多方面。其时，日本本国出版的书籍中，有大量关于我国国民性的研究内容。翻阅《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书，不难发现日本文人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在我国“国民性”中，在他们笔下，充斥着愚昧、残忍甚至变态等词语，中国人的形象被糟蹋得体无完肤。他们的行为，正是为日本长期占领和奴役中国寻找根据和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政治大行其道，学术界的右翼化倾向日益明显，右翼学者在谈到中日历史时，将“侵略”称为“进出”。一些日本学者利用文化的软性特征，否定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由于文化侵略对我国思想、文化、民族精神的危害潜藏于意识形态中，文化侵略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未能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使当时中国内地的教育事业遭到空前浩劫。”王向远教授介绍，日本在大举侵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中国的学校实施毁灭性破坏。淞沪战争时、七七事变后，上海、北京的大学遭到严重破坏。来自清华大学的统计称，该大学在日本占领下，各建筑物破坏程度高达40%至100%，设备损失达100%，未及南迁的图书损失达70%。在基础教育方面，战争使中国沦陷区、战区的教育资源和教育体系全部被毁，一代人受教育的权利就此被剥夺。而殖民奴化教育对中国孩子来说，如同噩梦。在东三省，中小学生要以日本名字自称，每天上课前向日本国旗致敬，遥拜日本国旗，学习日语。被迫向杀戮亲人的敌人表示亲近，这是怎样的耻辱？王向远说，可以肯定的是，从1937年下半年到1940年，日本在中国内地广大沦陷区开设的日语学校达180多所，学生人数从几名到上千名不等。

日本文化特务记录的《支那排日坛》等史料表明，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的许多文化人，在中国的前线、后方，对中国的抗日教育和抗日宣传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搜集和调查活动。他们故意否认日本侵略引发中国排日抗日的事实，认为中国抗日是由中国政府的宣传教育和中国人固有的排外倾向所致，从而为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火上浇油，在推动日本对华侵略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日本文化犹如洋葱头，拨开一层又一层，但是要找到一个核，却没有。这是因为，日本的文化已经融入到了方方面面，核心虽已不见，但是它的文化却已经渗入到人们生活之中。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的文化中依然包含了军国主义的成分，而这是日本民族千百年来没有丢弃的一部分文化，也正是这种文化在二战中给全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如今，这种文化依然还没有消失，猖狂的日本左翼分子便是一个极好的证明。我们在学习日本长处的同时，也要注意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对军国主义分子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做好充分准备，更要注意拒绝这种好战的军国主义思想，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上述的研究，对于整个课题来说，或许是很小的，不值一提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课题，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日本的崛起对中国发展的借鉴意义。

 

 

在完成调查之后，我们还发现有很多材料没有使用，很多的观点没有论述到，觉得有很多的缺憾。但是，有失败，也有成功。我们获得了知识，获得了经验。获得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在这一次研究型学习中，我们收获很大。我们盼望着下一次的研究型学习的来临。我们相信，我们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