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万亿财政收入的惠民路径

3月4日，财政部网站公布了2007年度全国财政收入报告，尽管“财政收入突破5万亿元”早在专家预料之中，但数据最终得到确认，依然引起了舆论的密切关注。而两会期间与之相关的两个“明星提案(议案)”，更让围绕这一话题的议论热闹非凡。

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率先建议， 鉴于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提高，而通货膨胀又加剧，应该全民普发1000元“红包”。接着，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又在3月3日提出，应该将个税起征点上调到5000元，以刺激工薪阶层消费。

发“红包”？减税？财政政策如何才能真正惠及普通老百姓，成了今年“两会”的新热点。

　　全民发“红包”：违背经济学常识还是财政创举

资料显示，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约合人民币320亿元)，创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因此，政府决定拿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元将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公民，穷人与老人将受惠更多。按新加坡现有人口计算，18亿新元摊到每人头上为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

根据财政部网站的数据，2007年度我国财政同比增长人民币约12543亿元，摊在全国13亿人口上，人均接近1000元，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全民发“红包”。

“千元提案”的提出者邢普表示，提案就是想改变一些国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家给全民发钱”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不都发了吗？全民发股票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少。国家的收入本来就是通过税收从老百姓手里取得的，用不完再还给老百姓很正常。

但该提案的可操作性却备受质疑。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就表示，不赞成“平均主义”的发放思路，因为它违背经济学常识。试想，每个人发1000元，除了会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外，真的能切实促进消费能力提升吗？他指出，“红包”发放可以按照两种思路设计，一是重点向弱者倾斜，体现“济困”思路；一是向具有较高创造力的人群倾斜，带有激励性质。而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也可以考虑以实物方式取代现金发放，比如美国面向穷人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就有实物支付的设计。

减税：不仅仅是提高起征点那么简单

尽管目前个税起征点已经提高到2000元，但飞涨的物价让人们对再次提高起征点抱有更多期望。3月3日，当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关于“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的议案曝光后，立即得到众多网民的附和。

事实上，“盛世减税、藏富于民”是世界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统计显示，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95%，这一比例在世界上都属于高水平的。

对此，夏业良表示，在过于强调“国富”的语境下，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提高起征点，而是全面进行税制改革。此外，还应该借鉴和应用“负所得税”概念，例如在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者，不仅不需要纳税，还能得到政府的转移支付补贴。

针对前首富张茵建议对富人减税的提案，夏业良也表示支持。“现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是45%，美国不过35%，”夏业良指出，“中国人的财富积累有过历史性的中断，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3年以后才开始重新积累，现在的新兴富豪大多是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与合法渠道获得财富的，大家不能把对腐败特权和违法致富人群的憎恶，转嫁到这些合法致富者的身上。”

他认为如果对富人实行合理的税收，一来能减少他们逃税、转移资产的行为，二来对广大的中产阶层也是一种激励和示范。而一个社会富人多了，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体，形成以此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件好事，能更好地催生公民社会，对政府形成有效监督。

但减税方案显然没有惠及低收入群体。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当前中国收入差距仍然过大，以提高个税起征点为例，无论农民还是城市低收入居民都享受不到这项政策的好处，过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更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也有诸多缺陷，”他说，“特别是农村公共服务不足，城市中有许多居民没有被社保体系所覆盖，‘因病致贫’之类的情况还相当普遍。财政收入多了，应该首先考虑弱势群体，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民富国强：长效的财政体制才是治本之策

王小鲁表示，近几年政府明显加大了民生领域的投入，但很多投入还是“一事一议”，缺乏长效机制做保障。财政收入增长后，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这笔钱如何花，同时还需要在体制和机制上保障政府职能从“投资、建设、审批、收费”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转变。

他认为，这就要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相应的财权，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需要重新调整，保证各级政府拥有正常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合理财力。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承耀表示，事实上，无论是全民发“红包”，还是减税、补足社会保障体系，政府都大有可为，都可以进行多方面探索，但一切的核心是，政府的执政思路必须及时改变。

“说白了就是究竟该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财政政策究竟是少数人手里的权力游戏，还是惠民的社会稳压器？”张说，“对这些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也许才是对财政收入跨越5万亿元门槛的最好纪念。”(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