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国富民穷? 工资收入增长：百姓看不到的神话

最近一些年“平均工资”、“平均房价”等等已经成了一个带有很大误导性的概念，它往往掩盖了真实问题，成为少数人谋取政绩的工具。如果高收入群体增长过快，进而整个拉升了平均工资，那么，这种抬升普通百姓当然没有明显感知。

工资增长效应仍不明显

主持人：记者日前从中国劳动学会主办的“深化企业薪酬制度改革 促进构建和谐社会”论坛上获悉，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并分别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工资水平增长最快时期。请问，该如何理解这一结果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

夏业良：平均工资连续4年以两位数增长，应该说在世界范围都是比较罕见的。但是为什么老百姓却感觉不明显呢？我想这种反差也许比数字本身更值得我们思考。

我认为，最近一些年“平均工资”、“平均房价”等等已经成了一个带有很大误导性的概念，它往往掩盖了真实问题，成为少数人谋取政绩的工具。

以平均工资为例，究竟主要的增长群体是哪些人，低收入群体增长情况究竟如何？如果高收入群体增长过快，进而整个拉升了平均工资，那么，这种抬升普通百姓当然没有明显感知。

经济学里面有这样一个概念：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例如，给穷人增加100元工资，会明显改善他的生活，他会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增加幸福指数。但是，如果这100元是给了一个月收入10000元的人，也许他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也不会因此而显著增加消费。所以，涨工资进而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当然是针对低收入群体更为有效。

其次，给穷人涨工资的“乘数效应”也远远大于给富人。假如给1万个穷人涨了工资，他们会立即去消费，这个市场就会活跃起来。最初投资所撬动的最终效应，可能会放大很多倍。

刘秉泉：这一结果表明，近年来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职工工资收入也保持同步增长。国际经验也表明，扩大居民收入份额，使居民收入增速等于甚至在一定时期内适度快于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有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从而进一步带动宏观经济增长。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还将适度向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倾斜，保持居民收入的稳步快速增长，应该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保持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政策取向。

张承耀：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好的一面是职工收入增加了，购买力增加了；不好的一面是工资成本增加了，总体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

单纯拿工资水平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增长比较还很不全面，因为还得看消费指数、房价、股票价格等各个方面。仅仅看工资水平增长的意义不大。

中国已经摆脱国富民穷？

主持人：有人认为，近4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快时期，可以侧面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更多的惠及普通百姓，中国已经开始摆脱“国富民穷”的尴尬。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夏业良：我认为，单纯一个平均工资上涨的数据，很难支撑这么宏大的结论。

中国以往的社会言论一直主张的是国富才能民强，其实，西方市场经济一直主张的是民富才能国强。在经济发展中，个人才应该是受到最多关注的本体，国家则是由个人这一主体而派生出来的公共实体概念。现在很多统计都往往把个人实际获得的福利忽略掉，一味追求政绩与数字迷信。例如，为了说明公共图书馆增进了社区居民福利，总是强调藏书达到多少万册，却不提借阅是否方便，借阅率有多少。回到平均工资上涨的话题，我认为平均数往往说明不了问题，尤其在时下的国情。

个人建议，相关部门以后再进行类似统计时，还应该进行细分化研究。例如，不同行业收入增长情况，不同收入阶层增长情况。在我看来，年收入5万元以下甚至两万元以下群体的工资增长情况更值得关注。

刘秉泉：近几年，国家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坚持“调高，扩中，提低”战略，特别是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2004年3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最低工资规定》。各地区按照“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要求，纷纷进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截至2006年底的近3年期间，累计调整60次，每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平均调整1.9次左右，调整频率明显加快。2006年，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一般都在30%左右，有的省份调整幅度最高达到64%。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直接影响着职工工资水平的提高。

主持人：有人经过倒推，发现该调查统计是不包括9亿农民的，也不包括大约1亿名体制外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劳动阶层。请问这种情况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那么这种统计方法是否科学？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说服力？

刘秉泉：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指标定义，农民不属于职工的范畴，但农民工只要是与国有、城镇集体、联营、股份制、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其他单位及其附属机构等签订了劳动合同，并由其支付工资，也属于职工的范畴。

当然，目前我国职工队伍构成中农民工肯定不是主体，而是少数。按国家统计制度规定，劳动统计的范围主要是对城镇单位进行，包括企业、事业和机关单位，不包括私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统计的对象和主体也是城镇单位职工工资。今后，随着我国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自由职业者的增加，这种统计方式应做相应调整，除城镇职工工资外，还应扩大统计范围，使统计数据更有权威性和针对性。

张承耀：所谓的“工资”主要是指每月稳定的收入，也就是“月薪族”或者“工薪族”的收入。因此，9亿农民就无法被统计在内，大约1亿名体制外的农民工也很难符合上述条件，自由职业者等劳动阶层当然也属于没有工资的人们。换句话说，在当今中国，所谓的“职工工资”就是在税务局有记录的一部分个人收入。因此，这个数据只能反映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

主持人：我们浏览了大量网民的回帖，发现平均工资上涨并未很好地转化为全民福利的上涨。请问，这两者之间的结构性缺陷在哪里？

刘秉泉：平均工资的快速上涨与全民福利上涨的心理感受之间的落差是很自然的。一方面，工资只是居民收入的一部分，由于投资收益（比如投资于股票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收益等）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因此，职工平均工资的快速上涨并不必然导致居民收入的快速上涨。

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教育、医疗、购房等方面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很大，2006年以来在粮食价格的推动下物价涨速加快，这些都不同程度抵消了工资收入增加的收入效应。

另一方面，按劳动统计制度有关规定，工资总额计算方法不按实际发到职工手里的现金计算，而是以职工工资应得的全部劳动报酬为计算依据。这些劳动报酬中包括单位代扣代缴的各项费用，如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个人缴纳部分，并且是个人所得税税前工资。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个人缴纳部分的比重将随工资收入的增长逐渐增加。因此，统计数据中的职工工资实际增长幅度和每个人的感觉会有一些差距。

张承耀：这是因为“平均工资”与“全民福利”相差比较远。首先，平均工资的上涨不能保证每个人的上涨；其次，作为收入性质的平均工资还不一定能够抵消作为支出的消费物价水平的上涨；此外，全民福利更多的涉及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提高。而恰恰在这方面，居民的意见最大。因此，就算是工资收入提高了，也不一定带来满意度的提高。

平均工资增长难掩贫富差距扩大　

主持人：不少读者关心，究竟哪些人的收入在领跑？或者说增长部分主要流向了哪里？甚至有人猜测，增长部分主要流向了垄断行业和管理层，请问这种猜测是否正确？该如何认识增长的不均衡性？

刘秉泉：收入增长的不均衡性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无疑对社会公平有负面影响。就拿北京市来说，2005年达到职工年平均工资及以上的职工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约为1/3左右，没有达到职工平均工资的人数占2/3左右。目前一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工资水平在低位徘徊或增长比较缓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张承耀：工资只是收入的一种形式。“工薪阶层”与没有固定工资的人相比，好像是有了稳定的收入，应该具有相当的优越感。但是，考虑到物价水平的上涨，特别考虑到房价的蹿升，人们就依然会感到喘不过气来，一些人成为了实际的“房奴”，另一些人虽然不是现实的“房奴”却是精神上的“房奴”。

许多人认为“工资总额”与“平均工资”意义不大。其原因有四：

一是工资并不是收入的全部，比如现在有的人炒股可以获得很多额外收入。

二是工资并不是某些“工薪族”的全部收入，哪个官员的“灰色”或“黑色”的收入统计在正常的收入内了？比如有的地方政府搞公车改革，一个月的公务员车补可能就要数千元，甚至于比名义工资还高。

三是同一单位中工资差别太大了，现在有的中央企业到境外上市了，高管的薪酬就得“和国际接轨”，那么，一年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的薪水也很正常。

四是行业地区之间的差距太明显了，一些基础设施领域的企业，价格是通过垄断获得的而不是竞争得来的，同时收入特别是隐性收入比社会上高出许多。本来价格就不合理，工资再高出一块，那不就成了“搜刮民脂民膏”了吗？

总的看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基本上达到了，而且劲头十足，而“走向共同富裕”的一半却越来越远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正在考验中国人的承受底线。(杨磊)

资料

北京市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职工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中，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职工年平均工资超过8万元；计算机服务业、烟草制品业、法律服务、软件业这些行业超过7万元；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航空运输业超过6万元；职工工资水平较低的行业中，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塑料制品业不足1.4万元；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不足1.2万元；保安服务业年平均工资仅80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