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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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8日，从国家民委传来消息，为了抢救我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国家正在通过加强双语教育、资助研究课题等措施，保护濒危少数民族语言。“我国确实有一定数量的语言，已趋于濒危甚至消亡的境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黄行对此忧心忡忡。黄行长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据他介绍，我国正在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有120余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的语言约占语言总数的一半，在千人以内的有20余种。

　　濒危语言问题　日益受到关注

　　赫哲族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现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有4640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在其主要聚居区同江市街津口乡，会赫哲语的仅占总人口数的2.14%，绝大部分人都已转用汉语。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戴庆夏介绍，赫哲语的使用范围已很狭小，只有老人才在交谈中使用，并且多限于非正式场合。

　　土家语主要分布在我国湖南、湖北、四川诸省，2000年人口有800多万人，但是会说土家语的还不到总人口的3％。“濒危语言的形成，大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衰退过程，其功能再恢复，难度很大。”戴庆夏说。

　　另据语言学家估计，到本世纪末，全世界6000种语言中90%将可能消失。大部分语言的交际功能将陆续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通用语言。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的消失将导致人类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消失。“这是人类财富的巨大损失。”黄行说。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确认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相互关系，将这种联系上升为生命多样性的构成内涵。语言遗产也是人类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世界语言多样性一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众多工作中保持着重要地位，语言遗产在该组织的文化遗产项目中享受着最高的优先权，各成员国也都认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他们最重要的事务之一。

　　“从更深层意义上说，保持语言的多样性将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黄行认为。2004年7月，我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在出席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将继续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与地方方言。

　　由文化部主持开展的《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程》所界定的诸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第一项即“传统的口述文学和语言文字”，其他无形文化遗产门类，如传统文学、戏剧、曲艺、音乐等也多与语言文字载体有关。

　　国务院新闻办2005年发布的《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列举了7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其中第三项即为“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例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语言文字为主。因此语言并非只是人们的社会交际工具，同时至少还是社会问题、文化资源和民族权利。

　　政府支持是保护的关键

　　保护和发展濒危语言工作需要有计划地开展，需要本民族人员和当地从事语言教学、宣传和管理的人员、语言研究的专家和机构、社会各界、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在政策、财政、管理、项目、人才等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黄行说。

　　对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目前，我国一方面贯彻语言平等政策，加强双语教育，为一些濒危语言的教学和使用尽量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资助研究课题方面给予倾斜，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课题有《中国空白语言调查研究》、《中国濒危语言个案对比研究》等。

　　据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政府积极组织民族语言专家，深入调查各地濒危语言，记录、描写、保存这些语言资料，出版这些语言的研究专著、词典，逐渐建立少数民族语言音库，录制、保存濒危语言的声像资料。20多年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制定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朝鲜文、彝文和傣文编码字符集、键盘、字模等国家标准。

　　“国家的语言规划对于保护濒危语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黄行一再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前，各国语言规划的目标主要是为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一体化服务的，强调社会共同语言的统一和规范。8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化带来了人类多样性语言和文化资源的迅速消失，使这一时期语言规划出现了从强调语言是交际工具到强调语言是文化资源的变化，从视语言多样性为消极因素到保护语言多样性的变化，从语言实用主义到语言人权观念的变化。

　　然而，这种语言规划观念的变化，更多地还停留在学术界的反思阶段。黄行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其非主流组织和边缘化的角色，通常也只能发挥重要的建议、促进、监督和干预作用，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的规划是否能真正贯彻实施，很大程度上还要看政府给予的支持和接纳的程度。

　　要从实际出发抢救保护

　　戴庆厦特别强调，在对濒危语言实施保护时，应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他还对抢救和保护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制定有关濒危语言保护的条例或法规，让保护工作深入人心并且有法可依；

　　成立保护濒危语言的专门机构，设立专项资金，保证濒危语言保护工作持续有效地进行；

　　积极开展抢救濒危语言资料的工作，如编辑词典、出版专著、建立数据库、采用多媒体技术保存声像资料等，为濒危语言保存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文献；

　　保护濒危语言生存和发展区域，如保护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濒危语言保护示范区等；

　　运用适当的教育手段，如加强双语教育，培养能够记录和保存濒危语言的本族人等，增强本族人对母语的感情，延缓该语言的衰亡。

　　目前我国通用语言汉语，主要用于行政、教育、法律、媒体等官方场合，而少数民族语言更多地是在一些非官方场合使用，二者之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互补关系。

　　“我国民族地区使用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政策上和实践上并没有冲突。”黄行认为，实施保护政策要比理论上的概括复杂得多，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从我国国情和不同民族语言的实际出发，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