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中国宗教事务

陈日君枢机介入香港政治，是近二十多年来天主教推动全球西方化浪潮中的一部分。如果陈日君打著梵蒂冈的旗号，插手内地天主教事务，必然受到内地政府和天主教会的反对。内地十分明确政教要分离。

在梵蒂冈和陈日君枢机反对声中，马英林如期在4月30日就任天主教昆明教区主教，其后刘新红亦就职安徽教区主教。中梵建交会否出现波折，还有待观察。梵蒂冈反对马英林任主教的主要原因是马英林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这两个组织一直受到梵蒂冈梵蒂冈的反对。此次中梵分歧，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梵蒂冈要积极插手内地天主教事务，而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办宗教所引起的矛盾。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天主教基督教早在十九世纪初便从西方传入中国，由于当时宗教传播与帝国主义侵略有紧密联系，因而一直受到大部分中国人民抗拒，以致发展缓慢，在教徒中亦逐渐产生天主教中国化和基督教本色教会主义的思潮。早在1906年，上海便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号召基督教不受西方教会管辖，迅速在全国各地出现大批分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各基督教教会和天主教教堂自发地积极开展三自爱国运动（三自即自治自传自养），脱离外国势力的控制，于1954年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全国各地各教派的教会纷纷加入，将原来由100多个外国教会在华传教区组成的中国基督教，转变为由中国信徒联合自办的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亦于1957年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独立自主办教，1980年基督教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于1991年恢复在世界基督教徒协进会的正式会员地位，天主教亦于1980年成立中国天主教主教团，逐步恢复与梵蒂冈梵蒂冈的交往，但均是纯宗教性质的联系。中梵若建交，只是认同梵蒂冈在天主教的象征性领导地位，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办教的方针并没有改变。

基督教三自会和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后，外国各基督教会和梵蒂冈人员均先后离开中国，失去了对内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控制。因此他们中一些人一直攻击这两个组织，期望有朝一日返回中国，取代三自会和爱国会，重新主宰神州大地的天主教和基督教。香港天主教最近有人提出：「要改革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容许干预教会运作，爱国会权力大于主教，梵蒂冈不能接受。」并以此作为中梵建交主要原则之一，但是这样便正好与中国提出不得干预内政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中国不可能接受。三自会和爱国会均是社会团体，并非政府机构，高层人员和办事人员均从所属教堂的神父、牧师和教徒抽调上来，亦不是政府公务员。三自会爱国会及各教堂的经费均按照自养原则，由教徒奉献或教会所属物业的租金自行解决，三自会爱国会负责管理各教堂的宗教事务，宗教局没有直接干预。因此三自会、爱国会、基督教协会、天主教主教团均是纯粹的宗教团体，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本土化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正是这四个会属下遍布全国的教堂和聚会点的传播，使全国基督教徒从上世纪中叶前约70万人发展至目前的1600万人，天主教教徒亦从几十万人扩大到500万人，基督教天主教的传道人有2万多人和6000多人，教堂则有1万多座和6000多座，神学院亦各有十多间，基督教和天主教能达到这样庞大的规模三自会爱国会和属下各教堂功不可没。梵蒂冈和香港天主教一些人要赶走爱国会是不可能的，这样做不仅违反了宪法规定集会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亦不符合中国广大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利益。中梵建交后梵蒂冈和陈日君仍然要与爱国会共处，无法回避。

三自会爱国会是宗教组织

陈日君介入香港政治，是近二十多年来天主教推动全球西方化浪潮中的一部分。如果陈日君打著梵蒂冈的旗号，插手内地天主教事务，必然受到内地政府和天主教会的反对。内地十分明确政教要分离，民主不可以强行输入，天主教推动波兰等东欧国家变革，在内地绝大多数人均持否定态度，东欧国家转型的苦难历程令国人触目惊心。天主教在内地发展比基督教慢，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外来影响大，历史上天主教传教士某些不光彩表现亦起负面作用。因此，陈日君不应介入内地事务，还是踏踏实实做好香港和梵蒂冈的天主教事务为合。

近年内地自发地迅速涌现大量基督教和天主教家庭教会，这类家庭教会颇多没有按照去年新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到政府登记。西方传媒所提到的地下教会实际上就是这类教会。

家庭教会迅速发展

由于这些教会各自独立，不属于基督教三自会或天主教爱国会管理，因而受到一些外国教会和西方传媒的偏爱。对于有部分家庭教会不肯登记，政府并没有强制执行，但要求其宗教活动应按宗教事务条例所规定：宗教活动不得破坏社会秩序，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笔者曾去拜访过海外知名的广州大马站林献羔牧师，他在市区内一座三层楼的民房自办教会，并没有到政府登记，这位睿智的老人的精辟的讲道，每周吸引了二千多信徒参加做礼拜。由于这个教会只是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没有违法，所以政府一直没有干预，彼此相安无事，这是内地城市宗教自由的一个实例。但是更多的家庭教会遍布农村，目前中国农村的基督教徒比城市还要多，据说各地农村家庭教会的信徒已有几千万人。中国农民本性纯朴，文化水平不高，易接受宗教的传播，全家甚至全村信教的情况较多，但亦容易走向迷信，个别人甚至会信仰邪教，同时亦会集体卷入农村的宗派或土地等纠纷。因此，在科教文化落后的农村，倡导健康的宗教信仰很有必要。由于目前农村家庭教会传道人良莠不齐，又缺乏有效管理，将使农村可能出现不稳定的因素。

西方传媒对中国偶然出现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群体抗争以及一些教徒受到不公正待遇等事件大造文章，但是这些纠纷或抗争都是已经超越了正常宗教活动的范围，起因亦比较复杂，多数并非宗教的因素。当然中国幅员大，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在执行宗教政策上出现差错，但这仅是个别现象，千万不可轻信将中国妖魔化的谎言，误以为中国的宗教迫害不断加剧。宗教自由是中国长期国策，宗教信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中国亦制订了宗教事务条例保障宗教自由和支持各宗教发展，基督教天主教将继续在神州大地上逐渐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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