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铁腕国父”李光耀：谁说小国无外交？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3月23日凌晨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享年91岁。新加坡将进行一周的悼念活动，国葬将于28日举行。

广受敬仰的“现代新加坡之父”

3月2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过电视讲话宣布了其父、前总理、“国父”李光耀去世的消息。“新加坡是他持久不变的激情。”李显龙说，“他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新加坡。正如他临终时说的那样，‘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设这个国家，我不能做得更多了。到了生命的终点，我得到了什么？一个成功的新加坡。我放弃了什么？我的生活’。”

李光耀1959～1990年间担任新加坡总理，令新加坡成功地“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退下总理职位后的20年，他仍活跃在新加坡和国际事务中。2010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他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李显龙对父亲的评价深情而朴实：“他为我们的独立斗争，从无到有地创建国家，让我们为身为新加坡人而骄傲。”

外国领导人献上了更多溢美之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唁电中称赞李光耀是“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2009年他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对美国的亚太策略提出建议，影响了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称至今铭谢于心。“他是历史的巨人，他会以现代新加坡之父和了不起的亚洲战略家之名被后人铭记。”

英国首相卡梅伦称李光耀“一直是英国的朋友，包括我在内的多位英国首相都曾从他睿智的建议中受益匪浅”。

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李光耀在英国剑桥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甚至被英国官员看作“苏伊士运河以东最棒的英国人”。前首相布莱尔称他为“我遇到的最睿智的领导人”。撒切尔夫人也高度评价他“能透过宣传的迷雾，无比准确地阐述我们时代的问题及解决之道，他从未出过错”。

“如果没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了”

美国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在上世纪90年代走进李光耀的办公室采访，立刻发现：“他和我采访过的政要都不一样。没有微笑，没有玩笑，没有示好的姿态。他笔直地看向我，目光灼灼，毫无表情。”“30秒尴尬地过去了，我意识到他不会与我寒暄。我按下录音键，直接开始采访。”

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李光耀如同大家庭的严父。他曾说：“在被敬爱和被敬畏之间，我认为马基雅维利是对的。如果没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了。”

李光耀的政治思想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1942年日本击败英国，占领新加坡。李光耀认为那段黑暗、残忍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教育。那3年半，我见到了何为权力，以及权力、政治和政府如何融为一体。我也理解被权力困住的人的表现，因为他们要生存。”

新加坡曾加入马来西亚，两年后被“开除”。当时已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电视上拭泪。无枝可依让他领导的新加坡必须自强，而他也成长为一名强势的领导人。

李光耀是理直气壮的威权主义者，自称“总是试图做对的事，而不是政治正确的事”。他从不关心支持率调查，认为在意民调的领导人都很软弱。“经常有人指责我干预市民的私人生活。如果我没那么做，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加坡。”他曾告诉新加坡《海峡时报》。

李光耀剔除政治上的杂音时毫不手软。他曾说：“如果你是个麻烦制造者，我的工作就是清除你。人人知道我囊中有尖锐的斧头。你和我较劲，我就亮出斧头，我们彼此没有退路。”

新加坡反对派成员徐顺全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批评新加坡的威权体制，指责没有人敢对经济不平等和日益恶化的工作条件提出异议。“反对派、市民社会和劳工组织在过去50年里被大批清除。而几乎所有的报纸、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是国营的。”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负责人菲尔·罗伯逊在李光耀去世后撰文称，“今天受限制的言论自由、自我审查和被遏制的多党制民主，也是他的遗产的一部分”。

李光耀生前就回应过这类批评：“你可以对所有人进行问卷调查，问他们要什么。难道是随心所欲地写社论吗？他们想要的是住房、医药、工作和教育。”

一手掌控“空调国家”的温控器

如果再多活5个月，李光耀就能亲眼见证新加坡50周年国庆。这个新加坡是他一手塑造的。1990年他从总理的位置上退下来，2011年正式退出内阁，但保留了议会中的席位。当时其子李显龙已担任总理7年。

新加坡独立后，世界上供李光耀参照的政治模板非常有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斯里兰卡到牙买加都留下了他寻找治国模式的足迹，最终他决定学习荷兰的城市规划和土地复垦，以及荷兰壳牌公司的管理结构和决策模型。有人因此打趣说，新加坡是世界上运行得最好的公司。

1999年，《华尔街日报》邀请李光耀指出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他没有选择印刷机、电或者互联网，而是选择了空调。他解释道，在空调被发明前，生活在热带的人因为湿热的困扰降低了工作质量。

曾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的切里安·乔治认为，空调是对李光耀政府的绝佳比喻：李光耀让新加坡舒适宜居，但一直谨慎地掌管着温控器。

在大国间穿梭自如，为新加坡拓展外交空间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替李光耀惋惜：“历史的偏差体现在一些领导人的能力和他们所在国家力量的不匹配。”尼克松认为，李光耀如果生活在别的时间、别的国家，就可能“跻身丘吉尔、迪斯雷利或者格雷斯顿之列”。“强大的政治人物被困在小舞台上”之类的评论从上世纪70年就一直伴随着李光耀。

然而，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李光耀否定了小国无外交的说法。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他在大国之间穿梭自如，与它们建立不卑不亢的特殊关系，赢得了国际的尊重。他经常从战略高度为大国分析时局，阐述各自的利害关系，从而为新加坡这个小国拓展外交空间。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称他是“毒舌”的朋友。1980年李光耀警告澳大利亚，如果不开放经济，就会成为贫困的白人垃圾。他还在著作和访谈中“鄙视”过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美国人是了不起的传教士，他们难以抑制改变他人的冲动。”

关于死亡，李光耀说：“人人都有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与其无法行动，半昏迷地躺在床上，鼻子和胃里插满管子，我宁愿我的死亡来得快些，没有痛苦。”

可惜事与愿违。今年2月5日，李光耀因肺炎住进新加坡中央医院，很快就用上了生命维持设备。

有新加坡网民在推特网上表示，李光耀即便去了另一个世界，仍然心系新加坡。正如他生前所说：“即便我躺在了病床上，即便我已经躺在了坟墓中，当我感到出了差错，我也会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