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领域的四个问题

邱晓华1958年1月出生，福建宁化人，经济学博士，高级统计师。1976年参加工作，在福建省宁化县插队；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学习，1982年毕业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工作，先后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处长、处长、见习副司长、副司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挂任安徽省省长助理等职。1999年9月，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03年7月任国家统计局党组副书记。2005年11月任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2006年3月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开始讲演前，请大家看一张图，最终消费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最终消费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稳中走低。1978—1990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62％以上。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低走，从1991年的61.8%下降到了2005年的52.1％。第二，居民消费率也是下降态势。1978—1990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50％上下。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居民消费率也呈下降态势，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如此，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实施了好多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走的还是下降通道而不是上升通道？

实际上，在消费领域，类似的问题很多。今天，我想围绕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谈一些看法，与大家共享。

第一个问题，最终消费率下降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

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之一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但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则趋于稳定。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同时又要推进城市化，自然对投资有更多依赖。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年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还有下降。加上，中国的消费率较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左右，较许多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这就让人有了消费率下降而且太低的印象。

的确，就数据而言，我国当前的消费率确实较低。但如果因此而认定这种较低的消费率不正常，那就值得讨论了。

首先，虽然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但消费的绝对量却一直处在不断提高的通道。1990年，中国的最终消费额只有11365亿元，但到了2005年，相应的数字变成了96714亿元。与此相对应，居民消费总额则从1990年的9113亿元上升到2005年70850亿元。我们完全可以说，消费一直是拉动中国GDP增长的重要力量。

其次，国际经验表明，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之一，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但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则趋于稳定。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同时又要推进城市化，自然有对投资的更多依赖。

第三，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低人均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消费率都高；从低人均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阶段，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明显；高收入国家的消费率高且较为稳定。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GDP只有1700多美元，按国际标准，属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时期，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符合世界多数国家的一般发展轨迹。

第四，各国消费与投资比例的差异取决于许多条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因素都在起作用。条件不同，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也就不同，很难找到一个标准的参数。因此，对直接依据消费与投资比例进行国际横向比较应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不是因为消费增长太慢，而是因为投资增长太快。近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年来不断涌现出来的消费热点中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正是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消费的增长速度，才导致了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相对下降。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政府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近几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如全面推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调整旨在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的收入分配政策，鼓励轿车进入家庭以及推行长假休假制度等。应该说，在政府政策的牵引下，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消费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然而，这样的效果离很多人的预期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制约消费的因素中有很多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求解的难度非常大，政策很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其二是由于投资的增长速度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消费提升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处在上升通道还是下降的通道？

有被调查者感觉生活负担加重很正常，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真的有下降。其实，人们感觉负担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因素，就像收入提升不一定带来幸福一样。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对于一个经济增长长期处在增长高位的国家而言，其国民的生活水平肯定处在上升通道。这一点，可以从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中看到，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从184元攀升到了5434元。这一点，也可以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中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大的消费结构升级，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老三件”为代表、以满足温饱为目标的消费结构升级；二是以电视、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家电普及为标志的消费结构升级；三是90年代末至今的以汽车、住房、通讯、教育为主导的消费结构升级。今天，城镇居民满足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需求阶段已经结束，正在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阶段过渡。

然而，近来，媒体和学术界对困难群体的关注，带来了对居民生活水平是否上升的质疑。不久前，一家媒体发表了一个网上调查报告。这个报告讲，“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10年前更重了”。这个报告发表后，一些媒体纷纷转载，评论文章更是接踵而至。值得玩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以此为依据，质疑居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处在上升通道，质疑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

这个报告的真实性我并不怀疑。但是，这个报告说明的只是接受调查的人中，有85.3％认为自己的生活负担比10年前更重了。问题是，这个报告把被调查者放大成了“公众”，给人以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负担都重了的感觉。显然，这是一个错误，至少是一种误导。因为，全体居民中有多少生活负担重了和接受调查的人中有多少生活负担重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令人遗憾的是，在媒体上，我们经常能看到类似的文章：一个最多能反映被调查者的情况的数据被说成了“反映公众的数据”。

把“生活负担重”等同于生活水平下降也是一个错误。有被调查者感觉生活负担加重很正常，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真的有下降。其实，人们感觉负担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因素，就像收入提升不一定带来幸福一样。我相信，在社会上，感觉生活水平下降的不少，持这种感知的，有的是因为生活水平真的下降了，有的则是因为比较的标准搞错了：不是进行纵向的比较，而是进行横向的比较，而且，是和比自己生活水平改善速度更快的人进行比较。对于这一点，东德现象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由于东德的居民倾向于和自己的西德兄弟比较生活水平，所以，他们中的40％，甚至更多的人总是认为现在的状况比两个德国统一以前他们的生活状况还要差，但实际情况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德国政府近1万亿欧元投资的推动下有很大幅度的提高。

把“生活负担重”和CPI联系在一起也是一个错误。生活负担重和CPI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最近一些年来，我国的CPI一直呈温和上升的态势，但这样的温和上升牵引了很多人的质疑，有时候，则被解答为收入下降、需求萎缩导致的证据。CPI、收入、需求是三个高度关联的范畴，但决非三条平行线。不少人对CPI温和上升不理解，因为，在他们的视野里，住宅、教育、医疗等价格的上涨实在太快。这也是事实，我们的统计也真实地记录了这方面的变化。问题是，按照国际惯例，CPI只反映居民购买的日常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并不涵盖所有商品价格的变化。对待住房消费，出于其消费的长期性，通常只考虑房租价格而不考虑全部房价，请想一想，这些年的房屋租价有多高的增长。再请大家想一想，十年前，你买一台彩电要多少钱，现在要多少钱？如果冷静下来，我们会发现，CPI温和上升其实是中国的真实。

实际上，CPI温和上升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真实，而不仅仅是中国的真实。资源在全球的合理配置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抵消了由于原油、金属材料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这才是真正导致CPI数据能够在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保持温和上升的本质原因。如果不能洞悉以产业链外包为特征的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布局合理化运动，就无法理解2002年以来出现的经济增长、原材料价格高企和CPI温和上升共存的经济状态。当然，未来的CPI数据可能不会在原材料价格继续高企的前提下继续保持这种温和状态，因为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成本下降的空间不是无限度的。

理解调查数据、理解统计指标，需要我们有基本的统计素养。对国民统计素养的提升，政府统计部门有责任，学校有责任，媒体也有责任。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统计数据没有问题。的确，如何改进包括CPI在内的统计数据的生产、使用与发布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消费环境到底是在不断改善，还是在不断恶化？

一个竞争程度不断强化的国家，其消费环境的改善是内在的。如果说中国的消费环境还在“恶化”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消费环境的改善赶不上消费者自主意识的强化。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消费品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和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欺骗性消费，如以假充好，以劣充优，短斤缺两等；二是强制性消费，即某些行业与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强制性地推出收费项目和自定价格标准，以获取垄断暴利；三是伤害性消费，一些商家或者隐瞒商品的真实成分，或是在商品中加入有害物质，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有的甚至危及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上述情况，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因此，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有了消费环境不断恶化的认知。这样的认知是不全面的。

首先，这样的事件是一个一个的个例，并非所有的大米都是有毒的大米，所有的商家都短斤缺两，所有的企业都有“霸王条款”。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大米都是安全的，大多数商家不会在度量衡上做文章，大多数企业并不存在垄断地位。也正是因此，假冒伪劣、短斤缺两、霸王条款才显得抢眼，才能成为新闻。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些媒体对负面报道的兴趣远远甚于正面的报道。就中国社会近10年来的变化而言，媒体大众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尺，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突出表现在都市媒体和财经媒体的巨大发展上。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媒体大众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可喜进步的同时，也把中国现阶段的“注意力经济”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揭弊文化”像一个普世哲学一样影响了不少媒体。这一点，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十分类似。

再次，我们应该看到，虽然中国市场还有太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市场的竞争性在不断加强。随着今后反垄断法的出台，中国市场的竞争性将会进一步提高。而一个竞争程度不断强化的国家，其消费环境的改善是内在的。如果说中国的消费环境还在“恶化”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消费环境的改善赶不上消费者自主意识的强化。当然也应该承认，消费市场的各种恶劣现象，不仅伤害居民的身体健康，而且直接地影响居民的消费心理，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欲望。

虽然我们认为中国的消费环境还处在一个不断改善的通道当中，我们也同样认为，中国的消费环境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我们离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环境还相差很远，特别是在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执法严谨性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第四个问题，对提升消费而言，最重要的是收入问题还是收入以外的问题？

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增加居民所得占GDP的比重。特别地，应该采取措施，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问题是，我们不能因此将提升消费的期待全部寄托于收入的提升。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收入水平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性因素。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很多研究者认为，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低下的首要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赶不上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欲提升消费，首先要提高居民的收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和GDP的增长速度比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低许多。数据显示，1979-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6.9％；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为7％，而同期，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6%。我们的确应该采取措施，增加居民所得占GDP的比重。特别地，应该采取措施，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问题是，我们不能因此将提升消费的期待全部寄托于收入的提升。因为，在中国，除了收入因素，还有许多因素影响消费的提升。

首先，“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制约消费提升。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已从数量的满足阶段提升到追求质量的提高阶段。但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无效供给过剩。在消费品供大于求的状况下，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价格稳中有降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使消费者产生了新的降价预期，“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使得部分购买行为推迟，造成即期消费不足。

其次，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制约消费提升。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福利性消费体制逐步被市场化消费体制所取代，以前主要由政府或企业以实物形式供给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所需费用，转而由居民个人承担，而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的速度，居民的支出结构因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住房市场化，用去了许多人半生的积蓄。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到位则促使人们在考虑收入支出时，更为谨慎，预防性的心态成了储蓄存款的最大诱因。

再次，公共服务的缺失制约了消费提升。教育、医疗应该是公共产品，但由于“市场化”过度，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成了居民的负担。为了道路建设和公共管理，汽车购买者在交纳汽车费用的同时，还必须交纳数量不菲的特别消费税、购置税和附加费，导致一部分居民买得起汽车，但用不起汽车。而2001起开始的高校连续多年扩大招生，目的是为了扩大教育消费，但由于高校学费上涨过快，挤占了很多家庭的正常消费。

第四，信贷消费的水平制约了消费提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信贷消费在居民的日常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很多消费都和消费信贷联系在一起。我国消费信贷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消费信贷规模占信贷余额的比重已达10％左右。不过，这样的水平同发达国家比较，还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我国居民信贷消费的比重能在目前的基础上有所提高，那么居民的购买力就会有大的提高。问题是，由于信用缺失等方面的原因，消费信贷的扩张面临很大的挑战。

应该说，上述情况给扩张消费带来的影响甚至要大于收入增长慢带来的影响，严重弱化了消费者的预期，弱化了消费者的信心。因此，在提升收入的同时，我们也要致力于增强居民个人的消费安全感，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相比同样收入的国家，中国由于一些非收入因素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报告认为，非收入因素的改善将使得中国国民的消费水平增长40％以上，由此看来，对扩张消费而言，提升收入很重要，关注非收入因素也很重要。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农村。在农村消费方面，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农民收入问题确实是中国农村市场迟迟不能启动的重要原因，但同样也必须承认，还有很多非收入因素也严重影响了农村市场的启动。其一，农村基础设施的严重落后使得农村市场始终处在一种分割状态，无法发挥正常的规模效应，抑制了农村市场的结构升级。其二，农村市场秩序相对较差，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消费环境方面的问题在农村要更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市场的发育。其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扬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大大弱化农民的购买力。

实际上，影响农村市场启动的非收入因素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在关注农民收入对农村消费的牵引时，还必须关注非收入因素对农村消费的羁绊。

总之，对于消费领域的很多问题，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避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特别地，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因为，只有真正理解消费的真实和内涵，我们才能少一些误解，多一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