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红顶洋人”李敦白纪事

李敦白（资料图）

1986年9月，时任中顾委主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新闻栏目《60分钟》记者迈克·华莱士的专访。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华莱士的提问一如既往地直接、尖锐，“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刚刚度过82岁生日的邓小平淡定应对：“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次非常有名的采访。但他们未必清楚，从旁牵线搭桥，促成其事的，是一个曾经“红”遍神州大地，后来又从中国老百姓的视野和记忆中淡出的美国人。

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幕后推手”一度表示过：“邓小平背弃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他很不满意。”

这个美国人的中文名字，叫李敦白。

何方神圣李敦白

即使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也大都不太清楚李敦白的来历和事迹了，他在中国政坛上红得发紫那些年，这一代人大多尚未懂事，甚至还没出生。而“60后”们陆续长大成人，对萌动中的变革新时代满怀希望的时候，李敦白则在结束与世隔绝的近10年“秦城生涯”后不久，悄然离开生活和奋斗了35年的中国，重返美国老家。

但是，只要列举一下与他有过个人接触与交往的部分人物名单，谁都能感受其中的分量：宋庆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李先念、王震、聂荣臻、陆定一、廖承志、朱镕基，当然，还有江青和张春桥，等等。

据李敦白本人回忆，早在1946年夏天他奔赴延安前，就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国共内战初期由国民政府、中共、美国政府三方代表组成，调处军事冲突的机构）遇到了王光美。她刚刚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是年方24岁的美丽才女（中国首位原子物理学女硕士毕业生），时任军调部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的英文秘书。

李敦白到延安没多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王光美也随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撤回了延安。同样来自美国的马海德大夫和他的中国妻子苏菲，热心地试图撮合这对同龄的单身革命者。结果，在相约下馆子各请吃了一顿回锅肉（当时延安生活清苦，很少别的选择）后，两位年轻人都觉得，还是当普通朋友好。

与王光美“约会”前，李敦白已认识刘少奇。这位个性严谨的党内理论家，对新来的美国同志建议，要提高中文水平，得学中国的成语，还得读读《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本古典名著。日后，李敦白熟读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将其视为漫长的监禁岁月中为数有限的精神营养之一。

后来，王光美成了刘少奇夫人。

想不到20余年过去，因那段没有下文的“约会”，李敦白卷入刘少奇、王光美夫妇的“叛徒特务案”，莫名其妙地当上了美国CIA（中央情报局）派来的“上线”，反复受到审查，那两顿回锅肉，也成为铁证。

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1945年9月中旬，日本投降后不久，作为一名受过中文专门培训的美国陆军新兵，李敦白经驼峰航线飞抵中国大后方的昆明。入伍之前，他是美共积极分子，大学期间就全心投入左派工运，在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看过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读过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而第一次对中国产生感情和兴趣，是听到纽约市华人洗衣所合唱团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

他在昆明爱逛书店，当地开明书店的老板，还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在“李白”中间加一个意思为厚道善良的“敦”字。这比他本名Rittenberg的中文直译“李登堡”，显得更有中国味儿。

更重要的是，他跟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在服役期满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后，他辗转赴上海，通过中共党内关系，结识时任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又由廖介绍见到了宋庆龄，并因机缘巧合，得到一次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机会。

以这次“贡献”为契机，往后漫长的35年，李敦白成了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人”。

解放区的天

1946年初，经宋庆龄亲自推荐，李敦白担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同年4月初，他负责押运一批救济物资，到达武汉以北100多公里的宣化店，那是中共中原解放区李先念、王震部队的驻地。之前在上海和武汉，李敦白已见过王震，在宣化店，性格豪爽甚至有些粗鲁、一度憎恨所有洋人的王将军，经常跟李敦白一块散步聊天，彼此成了好朋友。

也就是在那儿，李敦白第一次认识了慕名已久的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恰好与马歇尔将军的代表、北平军调部执行处处长白鲁德将军，以及国民政府代表一起，到宣化店视察。

接下来的故事，有一点“传奇”的意味：李敦白偶遇白鲁德，难得在中共解放区见到一个美国同胞，又得知李敦白的军人背景和救济总署官员身份后，白鲁德放松了警惕，他无意中透露，美国打算让“国军”消灭此地的“共军”。李敦白闻言非常吃惊，第二天上午，白鲁德、周恩来等三人视察小组离开后，他随即把白鲁德的原话转告李先念。

据李敦白回忆，几个月后，已率部从中原突围到了延安的李先念对他说，非常感谢他提供的情况，让中共中原局内部对美国和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意图认识更加清醒，在斗争中争取了更多主动权。

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孙元良事后更认定，正是潜伏的美国“共谍”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窃取了机密情报，拯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

不管各方怎么看待这次“告密”的实际作用，一位非亲非故的美国人能在危难时刻伸出援手，显然给中共方面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当他离开战事一触即发的宣化店回到上海，一心想再去解放区却不得其门而入时，仍身在南京的周恩来投桃报李，答应“设法让你去延安，亲自去见毛主席”。

很快，他先取道北平，拿到叶剑英开的介绍信，穿过国民党部队封锁线，乘火车到了中共控制的张家口，另一位著名将领聂荣臻驻守在此。

正好中共要在张家口开通面对美国的英语口语广播，需要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专家校对、润色稿件，聂荣臻就把李敦白“扣”下了，李敦白对此则求之不得。

几个月后，朱德总司令发电报点名要李敦白去延安，加入新华社。于是，1946年10月19日，经过长途跋涉，他终于来到多年前在斯诺著作中得知的那个引人遐想的红色圣地，亲眼见到了传说中的毛主席。

还在张家口时，李敦白给电台的人上英语课，老朋友王震的妻子王季青抱着儿子王之也来听课。30多年后的1983年8月，中国电子工业部代表团访美，王之是代表团二把手，已经回到美国数年的李敦白，则受美方一家电脑销售公司老板邀请，充当翻译兼顾问。

在那次商务谈判中，中方团长主动提出与美方合作，在中国各地设点销售电脑，王之当翻译，说了半天，美方老板无动于衷。会后，李敦白生气地质问那老板：为什么如此好的提议你没反应？这下才知道，王之的“中式英语”一字一句都翻出来了，久居中国的李敦白自然懂得，美国老板却压根儿没听明白！

对与外界隔绝已久的中国来说，这真是一个无比尴尬的写照。正是这种隔绝，让年近花甲才返回美国谋生的李敦白，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也找到了商机。

为革命而坐牢？

到延安没多久，由李先念、王震为介绍人，经毛、刘、周、朱、任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同批准，李敦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少有的外籍党员之一（马海德大夫抗战初期即加入中共，但他很快放弃了美国国籍，1949年后成为首位入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人，李敦白则一直保留美籍）。

为什么一度备受中共高层重视，深信自己在这片新天地里找到了革命理想和激情的李敦白，会在35年之后，临近退休之时，决意告别中国，重归故里呢？

一切说来话长。

1949年2月下旬，李敦白接到直属上司、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转达的由刘少奇签署的命令，让他与师哲（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俄文翻译）一道前往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执行“特殊任务”。李敦白兴奋地认为，他即将承担中共新政权与美国外交沟通的历史重任。但就在离著名的西柏坡咫尺之遥的一个村子里，他突然成了阶下囚。

多年之后，他才得知，自己被牵涉进苏联方面认定的知名左翼记者兼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所谓“美国特务案”中去，中共迫于斯大林的持续压力，把他也关了起来。

这一关，就是六年多。

在牢房糊窗户的报纸上，心情糟糕的他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精神为之一振。在狱方提供作为学习材料的《人民日报》旧报纸上，他读到了抗美援朝的报道，以及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他也看到了斯大林去世（时为1953年）的消息，并为此失声痛哭——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中苏存在的分歧，也不清楚自己的牢狱之灾由谁一手造成。

当然，他也读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从前想看而没工夫看的《资本论》三大卷等一系列马、恩及列宁的经典著作。

1955年4月他被释放重回人间时，他甚至相信自己已是一名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标准的中国共产党人了。尽管入狱期间，他曾深爱的中国妻子（延安时电台的同事）离开了他，他的视力也因狱中所受折磨变得很差。

第一次含冤入狱整整19年后，1968年2月21日，李敦白再次被捕，关进秦城监狱，他又成了“美国特务”。后来他听说，在他的逮捕令上，有周恩来等十三位中央领导签名，正式的定性是“卷入王力、关锋、戚本禹反革命集团”。这或者与李敦白在“文革”初期表现激进，曾当上其所任职的广播事业局造反派的领导人，一度“红”透中国的经历有关。

而李敦白本人则认为，他是因为不慎得罪了江青而失势的，虽然他一开始就衷心赞成“文革”中群众大民主的做法，并认定江青才是革命干劲的真正代表。

凑巧的是，李敦白的“秦城生涯”后期，江青也进来了，就关在他监室的对门。他早在延安时期就认识的、贤惠得体的枣园（毛泽东住处）女主人，此时吵吵嚷嚷的声音，他听得清清楚楚。

1977年11月19日，李敦白获释出狱。五年后，公安部才发文，正式为其“特务”及“现行反革命活动”冤案平反。

与1949年恍如晴天霹雳的冤狱相比，见识过更多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人事浮沉的李敦白，其“二进宫”经历，要平静许多。在狱中，他所设想的最坏情况，是自己为社会主义坐了多年牢，出来却发现“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

出狱后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比如说人们开始越来越“向钱看”的种种“病态”，让他意识到，上述的担心，恐怕要变成现实。本来打算终老中国，把所有的才情和热情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中国的李敦白，发现自己难以适应这些变化，重获自由后不到三年，就举家回美国定居了。

一面之缘邓小平

当初，将满怀国际主义理想的青年李敦白吸引到中国来的，是斯诺笔下和镜头中颇具神奇色彩的毛泽东及其革命战友。而让年近花甲的李敦白下决心又一次人生“大逆转”的，不是别人，却是那个在中共高层群星中不甚抢镜的小个子邓小平，还有另一位更不起眼的小个子胡耀邦。

1980年1月21日，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稍后升任政治局常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有些问题，比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此即有名的“姓社姓资不争论”方针。

当时李敦白已回到新华社工作，看完这个文件，他对妻子王玉琳（50年代中李敦白出狱后认识的广播事业局同事，不久两人结婚）说，看来我们该走了。不到两个月后，他们离开了中国。那会儿，李敦白还差半年就满60岁了。

早在延安时期，李敦白与到访延安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跟毛、刘、朱、周等几大中共首脑一起玩过纸牌，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介绍过美国的情况。而“文革”之前李敦白政治上的“黄金十年”里，他经常是伟大领袖的座上宾，1966年国庆典礼上，毛泽东亲笔为他签名的“红宝书”，也是其最珍视的收藏品之一。

但李敦白与邓小平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在延安和西柏坡时，他们甚至都没见过面。直到1958年中共八大前后，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发表了一些关于党内民主重要性的谈话，才引起李敦白的注意，他觉得邓小平谈得很好。

李敦白的印象中，两人之间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还是1966年国庆典礼上。那天，李敦白发现邓小平独自坐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区里喝汽水，看上去情绪低落。他想过去跟邓拉拉话，但邓显然不感兴趣。他只好走开，此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在那前后，邓小平已因抵制“文革”受到批判和斗争，失去一切职务，是为其三起三落人生中的“二落”。想不到，没过太久，“文革”之初意气风发的李敦白，也迎来了人生中的“二落”。

李敦白从秦城出来后，因新华社同事的关系，与邓小平长女邓林相识，曾通过她给邓小平写过信，就外国专家应得到更多信任等问题提出建议，但信中未提及自己个人遭遇的事（当时他的家人仍为其彻底平反四处奔走）。

按李敦白的口述回忆，当时他对邓小平复出施政的印象，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1979年初，邓小平成功访美，出色地推动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这为他返美探亲，并最终顺利回归美国社会提供了有利条件。

忧的是，邓小平“背弃”了革命道路，他因此对邓很不满意。这也就是前述“姓社姓资不争论”文件下达后，他决意举家离开中国的真实心态。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李敦白终于承认，看来邓小平大致上还是对的。

他的最新评价是：“他（邓小平）是毛泽东之后影响中国历史最大的人，从某些方面讲，我觉得他跟毛泽东一样重要。他打开了市场，让中国作为平等国家参加了国际事务。”

牵线人

1983年11月22日，“庆祝马海德来华工作五十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活动的邓小平与这位当年和斯诺一起到陕甘宁边区，现已73岁的医生热情握手，并赞扬说：“革命五十年不容易啊！”

而此时此刻，马海德大夫的小老弟李敦白，正在大洋彼岸忙着为他的资本家客户（比如那位听不懂王震之子王之的“英文”的电脑公司老板）提供咨询服务。在此之前，他还当过一家旅游公司的副总裁，利用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人脉，还有流利的中文，组织美国游客来华旅游。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李敦白出尽风头，那时他感觉被一些对中国内部政治不感兴趣的外国专家同事所孤立。而他的返美之举，以及之后的“所作所为”，在像马海德一样继续留下来的外国专家们眼中，又成了对中国事业和革命理想的“背叛”。

幸好，他的中国老朋友们并不这么看。

李敦白回美国定居前，曾去见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嘱托他，以前你经常给我们介绍美国的医生、教师、新闻记者，现在不需要介绍这些人了，你回去后介绍些财团人士给我们。李敦白答道，我从小干革命，最反对财团人士，也不认识他们。王震说，我们都要重新学习嘛，你看我一直是当官的，现在也要重新学习。

李敦白回忆说，后来他搞咨询开公司，尽力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与王震的嘱托有关。

上世纪90年代初，王震去美国治病，并到洛杉矶出席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在上海组装飞机的合作签约仪式，李敦白专程陪他去逛了趟街。年过八旬的王震穿一身黑色衣服，在洛杉矶繁华的大街上溜达，感觉很自由，他得意地对李敦白说，这些美国人看我，就是一个中国老头。

在此之前的1985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出访美国，李敦白应邀出席白宫的欢迎仪式，又到酒店去看望老朋友。他跟李先念开起了玩笑：李师长，当年在大别山区，你想到过有一天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访问美国，而我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欢迎你吗？李先念笑了，说当时最多想到当汉口市市长。

至于他与一开始非常抵触，到后来又心悦诚服的邓小平之间的又一次交汇，其中还有一段故事，这故事与本文开头就出场的CBS王牌记者迈克·华莱士有关。

1981年，华莱士计划来华采访，这是美国电视记者第一次到中国做节目。华莱士听说过李敦白的经历，有意请他陪同，但只当翻译，不算顾问，因为“CBS什么高级顾问都有”。没想到来中国的第一站南京就遇到麻烦，他们要拍摄的一个解放军师级文工团的表演，对方开价五分钟八万美元，把华莱士团队吓住了。

李敦白心里明白，中国刚对外开放，人们才学会要钱，要得挺狠。他就去对现场负责人说，这个《60分钟》节目有8000万观众，一旦播出，你们在美国就出名了，说不定有去美国演出的机会呢。这下子人家大开绿灯，还一分钱不要。华莱士大喜，立即致电纽约总部，建议聘李敦白为顾问。在李敦白协助下，他们又跟那个解放军师上上下下都做了交流采访，华莱士对他的制片人说，想不到这些赤色分子还挺可爱。

据李敦白讲，华莱士一行到中国前，定下的采访基调是“中国威胁”，结果他陪着他们在中国走了一圈后，推翻了原来的文案，最后播出的报道很友好，题目叫《在今天的中国，发财是光荣的》。

此次返美之后，“知恩图报”的华莱士利用他在美国的影响力，为白手起家的李敦白提供了不少新的机会，李敦白一家终于度过了返美初期的艰难岁月。

过了数年，李敦白从旁牵线搭桥，终于让曾经默默地待在一角，如今却是中国最有权威、最富声望的政治家，淡定地坐到了华莱士团队的聚光灯前。那是邓小平头一次接受一家外国电视台的专访。

理想与现实

关于如何撮合1986年9月那次重量级采访的具体细节，李敦白并没有细说，一般相信，他还是通过邓林的关系，转达了华莱士的采访意向。

当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初见成效，却仍有许多海内外各界都关注的新老难题待解，平时沉默寡言，但懂得在关键时刻发声的邓小平，相信也愿意利用这样的机会，向世界阐明中国改革的方向与目标。

其实，跟这次有名的采访如何落实安排的“谜题”类似，纵观李敦白颇具传奇色彩的悠长一生，还有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有些时候，往往连身在局中的他自己，也无法完全解释清楚。

比如说他满腔热情投身中国革命，两次不明不白地入狱，一共坐了十六年牢房（几乎占他的全部中国岁月的一半），出狱之后，却无怨无尤，依然深爱这片给了他太多磨难的土地。

而一旦发现他毕生追求的革命事业逐渐“变色”，他又义无反顾地离去，宁愿回到早已人地生疏的祖国，从头再来。

更奇妙的是，重投“资本主义怀抱”之后，经过短暂的适应期，他很快进入新角色，而没有固执地继续活在原来的“革命理想”中——至少对他的家庭（他四个孩子都在中国出生长大）来说，这一点是幸运的，他们都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拥有各自的事业，不必像父母亲一样，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漩涡中，不知下一站飘向何方。

2012年5月，一部专访李敦白、讲述他的中国经历的纪录片《革命者》，在美国上映，吸引了很多关注中国的观众前往观看。影片最后似乎暗示，主人公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了，这让李敦白不太满意。九十高龄的他常常得赶去现场，向观众解释：我能参加中国革命，非常自豪，丝毫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他又说，人是会犯错误的，除非你什么事都不干，这跟动机无关。

本文采写过程中，特别感谢《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一书的撰写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徐秀丽女士提供的帮助，该书出版商青豆书坊也给予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