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特稿:化解社会矛盾 执政党着力破解新课题

面对“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一些不断出现的阶段性矛盾影响着党群干群关系，能否及时化解矛盾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从“与民争利”到“为民谋利”

［矛盾现象］山东农民张军是有名的“上访户”。８年前，他为当地政府搞的村村通自来水、通柏油路等“四通”工程中强行集资摊派（人均负担４００元）问题，上访了整整两年。４年后，他又因村民征地补偿款被镇村干部截留，再次踏上信访路。如今，他家的沿街房被强行拆迁，在记者的帮助下才拿到７０％的补偿款。张军说，“我是高中毕业生，知道中央一直在强调利为民所谋，可为什么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非要干与民争利的事呢？”

农民负担、征地纠纷、拆迁补偿、农民工讨薪、下岗职工，这些社会矛盾的出现有其客观性，但背后却可以折射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和发展观。

　　［权威解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政治承诺。回顾过去，我们在一些政策和做法上出现了“与民争利”问题，引起一些群众不满，教训深刻。近几年来，中央提出以城带乡、以工补农、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和举措，并要求地方努力建设服务型、法制型政府，切实把工作重点从直接抓招商引资、生产经营等转到示范引导、提供政策服务上来。今后应把握一个原则：搞改革必须以不损害群众利益为“底线”，改革成本代价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

［改革探索］随着国务院宣布农业税的取消，亿万农民告别了“皇粮国税”。这个“历史性决定”极大改善了农村的党群干群关系。

一段时间里，江苏省群众信访量中６０％以上是拆迁、征地引发的矛盾。近年来江苏提出城市拆迁和征地要走行政推动与市场补偿双轨制，提高了补偿标准，南京等城市还实行困难拆迁户政府兜底住房的措施，结果拆迁和征地信访量分别下降４０％和７０％。

与一些地方热衷于搞马路边的“形象工程”不同，济南市近两年将市区１４７６条“背街小巷”的治理纳入议事日程，投入３亿多元财政资金，在群众家门口的小巷中免费铺花砖、设花坛、安装健身器材。家住官中街４３号的马桂芝老人因巷道路况差，过去出门得扶墙挪着走。看着被治理一新的巷道，老人说：“小街小巷是不如大马路工程显眼，但却把共产党的形象树在了家门口，咱老百姓心里舒坦呀！”

　从“替民做主”到“让民作主”

［矛盾现象］“谁能告诉我，究竟种什么”，这句在农村流传很广的话，形象地反映了违背农民意愿、强行调整农业结构的现象。这种“替民做主”式的决策在其他生产生活领域也较普遍，如“沿街统一商铺”“农民统一上楼”“出租车统一车型”等，既违背群众意愿，又违背市场规律，使群众对一些基层党委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近年来，有关群众缺少知情权、话语权和参与权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一些群众信访难、维权难，反映了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其根源是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愿放弃“替民做主”的既得利益。

［权威解读］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当前，党委政府决策方式的自觉转型滞后于社会的自然转型。在计划经济时代，群众生产活动比较单一，习惯于党委政府“替民做主”，但随着社会转型，各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仅靠各级党委政府“替民做主”难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山东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姜大明：“替民做主”仍带有官老爷色彩，往往并非群众想要的，“让民作主”才能真正体现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群众在我们心里有多重，我们在群众的心里才有多重，因此必须通过体制创新，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办事制度，畅通民意管道，保障群众话有处说、难有处解、事有处办。

［改革探索］在农村，自１９８２年宪法规定农村建设自治性组织后，村民自治得到广泛推行。民政部统计显示，２００５年全国１８个省区市的３０万个村委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占全国村委会的一半，近４亿农民通过选举实现“当家作主”。另外，全国农村涌现出的各种经济合作组织，成为农民闯市场的“主心骨”。

在城市，社区居民议事会、恳谈会等民主参与形式纷纷出现。南京搞了个“市民论坛”，市领导和市民面对面交流，已成为市委市政府问计于民、科学决策、融洽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载体。广州市搞了个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使党委政府决策更加符合实际。

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大首次举行个人所得税立法听证会，显示在重大决策上，倾听民声、体察民意的听证制度正成为必经环节。在一些地方，解决群众信访难题等也引入听证制度，彰显一个多元化的民意诉求渠道正在建构中。

　改革越走向“深水区”，越要维护群众利益

［矛盾现象］南京市民朱浩夫妇俩在企业工作，每月２０００多元收入，孩子读初中，家中还有位６０多岁的老人。朱浩说，生活过得去，但心里不踏实，存在三怕：怕买不起房、怕看不起病、怕孩子上不起学。朱浩的心态很有代表性。

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问题，多涉及深层体制改革问题，如社会公平等，这些问题是改革伴生的阶段性矛盾，解决得好有利于党群关系和谐，否则就会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权威解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一个党过去先进，不代表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代表永远先进。前苏联共产党的兴衰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典型。前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老党、大党，在９３年的历史中，执政７４年，当它拥有２０万名党员时，带领人民夺取了政权；当它拥有２００万名党员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它拥有２０００万名党员时，却因为不能保持先进性，最终丧失了政权。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从而构建起新型党群干群关系。

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中国有句古训：“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中央的好政策需要各地认真落实。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多用群众的幸福感检讨工作得失。ＧＤＰ上去了，但如果生态破坏了，群众不会满意；城市建设上去了，但如果住房太贵，群众不会幸福；经济指标上去了，但如果社会管理上不去，群众没有安全感；政府财税增加了，但如果富民落后了，群众不会认同。

［改革探索］最近几年，中央政策直指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深层问题，在农村合作医疗、减免义务教育收费、解决中低收入户住房问题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行动。

针对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国务院明确提出２０１０年普及社区卫生服务，做到小病不出社区。２００６年国家承诺提高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财政补助标准，扩大试点县范围，到２００８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问题，中央提出从２００６年起两年内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并继续对贫困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寄宿补助费，同时推行“一费制”，遏止教育乱收费。

针对群众意见较多的住房问题，从去年始，国务院先后两次出台城市房地产的新政策，坚决遏止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着力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难问题。

最近，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分配制度改革问题。在此之前，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从维护合法权益等７个方面为农民工提供“政策保护伞”。

“群众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是反映党群之间和谐度的最重要尺子。” 姜大明说，纵观党的发展史，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因此，越是改革攻坚，党越要体察民情，正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的，“发展越是处于关键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就越要加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