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一定要争取和平调解”

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中，毛泽东、周恩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说是尽人皆知的，而时任中共总负责的张闻天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着力倡导和平解决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张闻天表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事变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三次去电共产国际书记处，通报西安情况以及中共意见；复电张学良，表示支持他的抗日义举，并提醒他看管好蒋介石；急令红军南下，与张、杨部靠拢，为张、杨壮胆振威。

紧接着，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西安事变，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当时负责对国民党的外部（即统战）工作，首先在会上做了报告。报告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指出：“此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事变后形势发展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与会者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关于西安事变意义的分析，只有张国焘认为张、杨举动第一是对蒋，第二才是抗日，从而低估了事变的意义。

周恩来的发言委婉耐人寻味，他提出在政权上不要与南京对立，“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比建立实质政权）更为有利。”他认为蒋介石扣在张、杨手里，这事情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从而暗示了他反对在西安建立政权中心和“除蒋”、“审蒋”的看法。

张闻天在最后发言中，明确了不在西安建立实质政权方式的主张，反而强调要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自然包括争取蒋介石。但在当时持此种看法者寥寥无几，人们听到的多是“除蒋”、“审蒋”、“建立西安政权中心”等呼声。

“一定要争取和平调解”

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是促蒋抗日、逼蒋抗日，并非除蒋抗日。因而，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17日到达西安，了解各方反应和西安情况以及与张学良商谈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保蒋安全”建议。自此，前方后方，周恩来与毛泽东、张闻天电报往来不断。几天后，事态渐趋明朗，需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于是，12月1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一个是对党内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和平调解方针已定，关键是如何运作。

张闻天在21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提出了关于时局和释蒋的看法。该电文受到周恩来重视，后来成为西安谈判的基础。

形势急转直下

蒋介石返回南京，把他的“领袖人格”抛到九霄云外，立即扣留张学良，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判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剥夺了张学良的自由，同时调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

面对这种形势，需要中共做出自己的判断申明自己的立场。所以，在1937年1月2日，党中央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对策。张闻天在会上开宗明义说：“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而不能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而怀疑他，看不到他的抗日倾向。张闻天进一步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重兵压境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方面来分化西北。”张闻天还指出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争取更多的同盟者。

1月5日，张闻天与毛泽东联名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传达1月2日会议精神，具体指示红军行动和周、博的工作。他们还致电上海的潘汉年，要他与宋子文接洽，促使宋子文履行蒋在西安应允的“停战撤兵”等六项条件。1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周、博，强调“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

张闻天秘密赴西安

1月27日，张闻天到达西安后，立即与那里的周恩来、博古谈话，了解西安情况，共商大计。是夜，张闻天秘密住进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然而，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东北军青年军官50余人到周恩来住处请愿事件。当时气氛异常紧张，他们不听周恩来的解释、劝说，只坚持反对和谈撤军，甚至扬言，如果红军不参加与中央军作战的话，他们就和红军决裂。还有人拟出了暗杀名单，里面有主和派和中共党人。

28日上午，博古急忙赶到张闻天住处，将夜里情况告诉他，并催张闻天赶快离开西安前往云阳红军总指挥部。同日，张闻天到达云阳红军总指挥部，立即与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紧急商议，最后以他个人名义再次致电毛泽东及周恩来、博古，提出建议：军事上，红军主力主动从陕南向渭北方向撤退，这样既可以向各方表示和平诚意，又可以借机收缩兵力，避免被歼的危险。政治上，请朱德、毛泽东对红军这一行动发表谈话，表明“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

30日下午5时，周恩来、博古等人匆匆赶到云阳，与张闻天、任弼时、彭德怀、王稼祥等紧急蹉商，寻求对策。是夜10时，与会者联名致电陕北的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提出形势变化后中共和红军的策略方针。是夜12时，毛、朱、张复电表示赞同，并将当前行动方针概况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

随后，周恩来等返回西安，告知西安方面以中共决定。1月31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举行了最高军事会议，最终决定要和平撤兵。西安事变终于落下了帷幕，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步伐加快了。

(摘自《重大决策幕后》孙彦钊/文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