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何惹孙中山不满？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

文章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知道孙中山内心的信念与愿望，就不难了解他在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共两党纠纷时为何会采取调和的立场了。事实上，无论是鲍罗廷，还是陈独秀，也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孙中山其实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左派”。随着各地国共两党之间的组织人事纠纷越来越多，特别是5月31日苏联外交全权代表加拉罕不顾国民党人的一再抗议，坚持与北京政府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相互承认对方为合法政府之后，鲍罗廷更明显地看出孙中山与共产党人距离之大。因为，无论是就苏联政府正式承认北京政府的问题，还是就苏联与北京政府围绕外蒙古地位问题的讨论，国共两党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都完全相反。中共当时基本上以苏联的立场为立场，支持苏联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认为外蒙古人民有实行民族自决的权利；而国民党人却多半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强烈不满苏联一面支持广州政府，一面却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不满苏联继续在外蒙古驻兵和享有特权，更不要说允许蒙古人民自治或自决了。

尤其让鲍罗廷感到不安的是，围绕《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的签订所发生的一系列国民党人公开抨击苏联政府的言论，其实是得到孙中山某种程度的认可的。当身为国民党员的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公开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并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的消息传出，孙中山明显地表示了不满。4月，国民党员孙镜亚为此检控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孙中山明确批示：“着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明有无其事，另行酌夺。”而对朱和中上书批评上海《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在中苏条约及外蒙古问题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出言不慎，招惹是非，影响本党甚巨”，孙更是严厉批示：“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妄。”〔注释：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2），台北及人书局，1987，第300～302页。〕

孙中山的态度明显地鼓舞了过去因怀疑共产党人而受到压制的国民党老党员们。邓泽如迅速致函上海谢持，转达这一消息，并提议利用上海远离广州，“工于规避”的条件，深入调查李大钊等“不守党义事”〔注释：转见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第142页。〕。上海老党员因此积极搜集证据，终于在5月间从谢持由巴黎返国的女婿手里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一份，内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确是以党团的方式在国民党内存在，并且有试图左右国民党政策和扩大自己组织的某种意图。内称：

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一）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二）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

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之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注释：转见《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革命文献》第九辑，第72～74页。〕

意外得到此一文件，了解到共产党党团活动的情况，使一直苦于无证据在手的谢持、居正、张继等老党员倍感振奋。他们迅速商议行动计划，决定由张继和谢持赶往广州，准备会同邓泽如等联名提案检控共产党人。

6月9日，张继、谢持到达广州，随后即与中央执监委等广泛接触详谈，最后决定“由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提出弹劾案”〔注释：《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9～20页。〕。惟考虑到“容共”政策不能触动，提案将只从纪律角度提出弹劾，且申明不反对“容共”政策。

6月18日，邓泽如等基本拟就弹劾共产党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他们的初稿遇到廖仲恺的有力阻击。〔注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98页。〕在经过修改后，7月初他们才得以再度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