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伏龙芝军校速成班毕业 曾在保护下亲临前线

文章摘自：《河南商报》2008年3月9日第J06版，作者：佚名，原标题：大校军官陪毛岸英到二战前线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在苏联度过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不寻常的经历。他们中有毛泽东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孩子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孩子朱敏；林伯渠、张闻天的孩子；烈士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等。

在中央党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作者王凡东平）、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作者单刚、王英辉）中，披露了在半个多世纪前那个特殊的年代、非常的环境下所发生的往事。

转为苏联国籍，据说是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1939年的8月末，因为众所周知“坐骑受惊事件”，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他赴苏联医治。经毛泽东的首肯，周恩来夫妇及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陈昌浩之子陈祖涛、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之子陈小达，一起飞往苏联。他们先在甘肃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6人团11月抵达莫斯科，除了年纪稍长的孙维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学艺术外，其他5人都进了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

当时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但在陈祖涛等到后不久，就集体转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内，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在儿童院里很显眼。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十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

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行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他们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苏联最高当局都清楚这批儿童的情况，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毛岸英给斯大林写信，坚决请求从军

当时，多数孩子的想法是能进一个速成的军事学校，学一门军事技术，马上应召上前线参加战斗，在战场上与法西斯一决高低。然而战时的苏联政府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保护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领袖后代们的生命安全。斯大林曾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应征入伍。

但儿童院里年纪稍大的孩子，并没因这一纸规定而熄灭参战热情，特别想参军的毛岸英，就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坚决请求从军。他毕竟身份比较特殊，居然被破例批准了。

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来了一个叫纳努伊尔斯基的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了。毛岸英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很高级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毛岸英从速成班毕业后，穿着军装到国际儿童院来。陈祖涛（当年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之子）他们看见毛岸英穿着漂亮的苏联军装，佩戴着中尉的军衔，简直羡慕得要死。

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实际上是担任保护）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但依然没有让他参加战斗。张闻天和苏联前妻所生的孩子下落不明

电影《红樱桃》是由也曾留苏的叶挺之子叶正明的儿子拍摄的，传说电影主人公是根据朱德女儿朱敏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但和朱敏的实际经历相差很大。

朱敏在苏联卫国战争前，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三个人一起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他们到达以后，国际儿童院对他们做了非常仔细的身体检查。当时发现朱敏患有肺病，一位老医生建议把她送到苏联最好的肺病疗养院进行治疗。然而，朱敏刚到那里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德军的闪击战一下就把那所疗养院占领了，朱敏瞬间成了德国人的囚徒，被押送到科尼塞尔半岛的劳动营当童工。

当被俘之际和在劳动营当劳工的岁月里，朱敏表现得很机警，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中共领袖后代的身份。朱敏后来回忆说：“尽管当时表现得挺有主见，一直没有暴露自己，但确实吓坏了。”在国外沦落于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魔掌，这突如其来的险恶遭遇，还真没有几个人经历过，更何况朱敏当时还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

当时，在战争中失踪的中共领袖的孩子：一个是朱敏，一个是张闻天和他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生的孩子，他也是在疗养院被德军掳走的。陈祖涛回忆说：后来由联共中央派出的一位高级军官，在德占领区把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都找到了。因和军队和地方管理当局搭不上联系，找不着接待部门，他们自己也挤不上顺道的火车，只好徒步跋涉。

一天，他们在行进中遇到了德国飞机轰炸，人群为躲避轰炸四处逃散。待飞机飞走后，大校找到了朱敏，而张闻天的孩子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大校只好带着朱敏一人回到儿童院，张闻天的孩子从此下落不明。

毛泽东决定向苏联派出年轻干部

1948年，毛泽东决定向苏联派出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自己的技术专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具体负责，范围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级干部的子弟，共21个人。他们是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邹韬奋之子邹家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绍明，罗亦农烈士之子罗西北，叶挺之子叶正大、叶正明，肖劲光之子肖永定，王稼祥义子朱忠洪，高岗外甥江明，叶剑英之女叶楚梅，项英烈士之女项苏云等。

1948年9月2日，21名同学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列车。谢绍明最年长，而且有工作经验，被委任为党支部书记。

到达苏联车站，大家惊喜地发现，迎接他们的是在延安保小时就在一起追逐打闹的玩伴刘允斌、陈祖涛等人。如今，他们都已经长成气宇轩昂的青年，就读于莫斯科的大学。当天，21个人被苏方接待人员送往距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

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信反映困境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学习，1949年春天，留学生们被安排到当地的几所学院学习。

四名女同学去了医学院，李鹏、邹家华、林汉雄等去了电工学院，谢绍明、任湘、江明等进入了纺织大学，叶正明等被安排到化工学院。

伊万诺沃是一个小城市，只有几所非综合性、非重点院校。这些学校在名望和教学水平方面根本不能与莫斯科的学校相提并论。这一情况，与大家的期待相去甚远。

同学们并不知道，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存在着外交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斯大林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因此在对华关系上是倾向国民党的。为了顾及国民党政权的利益，苏方刻意淡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派遣的学生不能进入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各大城市正规大学就读。

时间一天天地飞逝。二十一个年轻人在勤奋学习的同时，心情陷入了深深的惶惑中。一方面，不能及时得到国内时局进展的消息；另一方面，苏方似乎也渐渐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对他们的境遇不再给予关注。进入苏联最高等学府深造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陈祖涛和刘允斌、张芝明3人联名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信，反映中国留学生在伊万诺沃遇到的困境。为了表明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信中还列了一张清单，将这21名同学的父母在中共的职务逐一做了介绍。很快这封信就有了回音，马林科夫派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科洛马廖夫来调查此事。

1949年夏，刘少奇和高岗到苏联秘密访问，向苏方汇报了解放战争形势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建国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中国同志对形势的乐观判断，彻底打消了苏方的种种顾虑。学生们到莫斯科上学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苏联高校荣誉榜上有了中国留学生的名字

1949年9月1日，这批中国的留学生们全部免试进入自己所选择的高等院校。通过勤奋努力，大家不仅克服了语言障碍，而且每个人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苏联高校的荣誉榜上，第一次刻上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留学生的名字。

作为年轻的人民政权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派出的留学生，他们经历了比后来者更多的曲折和磨砺。在管理这批留学生的过程中，我国教育部门逐渐积累了相应的工作经验，与苏联同行在留学生管理工作上的配合也日臻完善。1948年派遣留苏的21人，客观上为后来的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工作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而他们的优异表现，也为后来者树立了卓越的楷模。

除个别人中途因病回国外，1955至1956年期间，这批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陆续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对于这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技术专家，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按照中央组织部最初的分配方案，这批大学毕业生将被安置在各大部委。然而在征求本人意见时，大家无一例外地要求到基层、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后来，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些人走上了行业领导职位，还有人则在基层岗位上默默无闻地耕耘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