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编者按：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如何解读中国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当下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共筑中国梦？为此,人民网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理论网采编中心主任程冠军。

　　历史和时代的选择

　　记者: 我们党为什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确立之后，向全国人民提出共筑、共享中国梦的伟大号召?

　　程冠军:这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说的更准确些，中国梦就是中国理想。从狭义上讲，它包含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从广义上讲，她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生生不息的不懈追求和美好向往。纵观世界文明史，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印度、古希腊、古巴比伦文明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割断或被湮灭，只有中华文明一直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中华民族不仅是勤劳、朴实、智慧、勇敢的民族，而且也是为人类的福祉善于追梦的民族。从史前神话中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周易》就是一部追求美好、感知未来的神奇著作，《周易》第64卦（也是最后一卦）是“未及卦”,“未及卦”告诉我们：追求无止境，成功无止境，奋斗无止境。《周易》还告诉我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则以诗言志，他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华一个梦，追求无止境。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梦与5000年来的中国梦有所不同，今天的中国梦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个内涵就是：中国梦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三化”即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因此，我们所说的中国梦一定不能离开中国道路，离开中国道路，中国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中国道路，中国梦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记者:这么说，要深刻理解中国梦，我们必须把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当今时代结合起来，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结合起来？

　　程冠军:是的。5000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贯穿其中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引领着我们不停地在寻梦、追梦。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夙夜在公、前赴后继，他们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一腔情怀，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青云之志，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与豪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命与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传承、善于包容、善于学习、善于创新、善于在逆境中奋起的民族。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不懈追求和探索，选择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走出了具有自己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中国道路。历史和时代也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全中国人民的中国梦。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儒家思想的一些精神内涵，据了解，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思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的理论都是借鉴了儒家思想。

　　程冠军: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条重要血脉。2000多年来，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为了追寻儒家提出的“小康”与“大同”的美好梦想，自春秋以降的2000多年来，我们有过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但古代的所谓盛世，一般是指这个朝代具有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大、文化繁荣等主要特征，而不是完全意义的强盛。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封建时期的盛世一般都无法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另外，由于封建社会自身的局限性，任何一个朝代的盛世也无法达到“小康”与“大同”的理想境界。因此，古老的中国梦在封建帝制的时代只能成为中华民族美好的乌托邦。

　　在灿若星辰的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中，我们不妨举出四位“中国梦”的杰出引领者，他们分别是——孔仲尼、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我们可以理出一条从原始的中国梦到今天的中国梦的路线图，追寻着这个路线图，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梦，共筑中国梦，实现中国梦。

　　记者: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据悉，孙中山还是第一次系统地接触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人。为什么他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成功？

　　程冠军：自“康乾盛世”之后的100年间，古老的中国迅速由盛入衰，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分界线，此后的旧中国逐渐被西方列强瓜分豆剖，旧中国由此开始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可怜境地。华夏大地“黑云压城城欲催”，古老中国“长夜难明赤县天”。延续了2000多年的古老中国梦因此魂飞梦断。

　　1905年7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后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救中国。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旧中国国门大开，这时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潮也开始进入中国。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第121期刊登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马克思学说，题目就是《大同学》，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大同学》顾名思义：“大同”之学。李提摩太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关于世界大同的学说，因此叫《大同学》。中国儒家所设计的“大同”社会已经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接近。“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它的形态基模来自于原始社会的原始共同体。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规律性时曾经把共产主义的产生看作是“回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古代类型的最低形式就是原始公社及其发展和变异形态，包括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过渡。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即“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它同古代共同体相比，是建立在不同的生产力基础上和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因此具有质的差别。但是，它们在社会形态上却有很大的相似性。一是生产条件的共同占有，二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始终是人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产生看作是原始共同体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