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怎么当上党的惟一总负责

博古 李嘉 插图

1934年5月16日博古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文章

　　中共党史上曾有过一位担任过“总负责”的领导人，仅24岁就主管全党工作，那就是曾被列为“左”倾错误代表人物的博古。客观地看，博古如此年轻就被推上高位，又刚从莫斯科学习回来而不大了解中国的实际，出现错误的责任不能只归咎于个人，而是共产国际介入中共内部事务造成的不正常结果。他一生得到的总评价，还是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并作为1946年死难的“四八烈士”之一受到全党悼念。

　　18岁赴苏联留学

　　取名“博古诺夫”

　　博古本名秦邦宪，1907年生于杭州，祖籍却是无锡人，据传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第32代孙。秦邦宪出生时，其家道已经衰落，这种破落的家庭倒容易出革命者，重要原因是子弟们面对起落反差心理不平衡，对社会的认识比较深刻，又能有好的教育环境熏陶。

　　秦邦宪少年时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小，后赴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9月，他在瞿秋白等人主持的上海大学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短期“跨党”担任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同年10月便赴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苏方要求入学者必须起一个俄文名字，秦邦宪取了一个“博古诺夫”之名。回国后他曾用“伯虎”、“卜古”的笔名发表文章，直到1931年才固定用“博古”，后来在党内就成了他的名字。

　　年轻的博古在中山大学同王明、张闻天等人成为同学，因观点一致，被王明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博古同王明一起被调去为共产国际领导人当翻译，认识了斯大林，也结识了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1930年以后共产国际对六大选出的向忠发等“工人领袖”失望，想以中山大学中受苏联模式熏陶的学生来改造中共，博古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被推上了领导岗位。

　　虽不是中央委员

　　却成党的总负责

　　1930年5月，博古秘密潜回上海向中央报到，因资历浅只被安排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和《工人小报》。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支持普通党员王明等人掌握中央权力。博古因与王明观点一致也受到重用，会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4月间改任青年团中央书记。

　　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使隐蔽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中共中央面临着严重威胁。6月下旬，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并遭处决。在此危急时刻，周恩来准备转向中央苏区，王明想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六大以“工人领袖”身份选入政治局的卢福坦则野心勃勃地想当领袖。党内领导人多认为此人同向忠发一样没有水平，且与顾顺章同样有流氓无产者习气（不久卢福坦叛变，还到军统担任过一个区站长，“文革”期间被康生下令处决），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感到不能重用此人。

　　一天夜间，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和博古到一个小酒店会面。王明提出，他和周恩来走后，新中央应找一个顾顺章不认识的人负责。于是中央组成了临时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人组成，博古成为总负责，此时他只有24岁。

　　据博古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当时他再三提出自己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工作不合组织原则。博古还说自己太年轻，不懂军事，又不熟悉国情。旁边的领导人却说，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就行。

　　请来李德管军事

　　纸上谈兵害红军

　　年纪轻轻且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博古，在理论上执行了王明提出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路线。博古又缺乏军事知识，出于对苏联的崇敬，请来一个名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共产党员到苏区指挥作战，并起个化名叫“李德”。

　　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在德军当了一年列兵，战后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并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却从未指挥过部队作战。他到瑞金后否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要求用苏联的战术同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结果红军英勇奋战仍节节败退。彭德怀曾当面斥责说：“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1933年11月，福建发生了第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事变，博古起初赞成同第十九路军合作，却遭到共产国际与党内不少领导人反对，习惯于听从国际意见的他只好服从而错失良机。

　　从1933年9月到翌年10月，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为时一年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被压缩到仅有七个县的狭小地域，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之初，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三人团”负责领导，李德仍主管军事指挥，让部队以呆板迟缓的方式前进。中央红军在湘江经历了突围以来最惨烈的一仗，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据当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湘江之战后，博古感到责任重大，行军途中痛心疾首地拿手枪对准自己比划。聂荣臻马上制止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

　　此时博古自知难以领导下去，李德也推说自己是个顾问不能对失败负责任，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指挥红军转兵贵州，中共中央随之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

　　补白

　　为何出现一个“总负责”

　　当年中共总负责人称为“总书记”，为何会出现一个“总负责”？据说是因卢福坦曾想当总书记大家不同意，王明想留着这个职务以后自己担任，才出现这个党史上特殊的称谓。

　　1931年10月，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博古临危受命担任这一职务，虽手续不完备，却算是得到了组织认可，因中共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听从上级意见。

　　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面临搜捕已难生存，博古秘密潜入中央苏区的瑞金，同已到那里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项英会合。有人认为，作为临时负责人应该就此交权，组织观念很强的周恩来却认为既然有共产国际批准，还是可以让博古继续负责。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继续为总负责人，也有人称他为“总书记”。

　　遵义会议后卸任

　　移交印章铁皮箱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博古开会时所作的主报告虽然受到批评，却还是主持了整个会议。后来的党史上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与军内的领导地位，主要是从指导思想而言，会议期间和会后一段时间博古仍是中央总负责。

　　2月5日前后，中央红军行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名为“鸡鸣三省”的村子宿营，周恩来找到博古，向他说明中央常委决定以张闻天代替他负总责。当时，有的领导人建议他不要交权，要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最后来处置。不过博古还是从大局出发，第二天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让人把文件担子即两个铁皮箱挑到张闻天处，体现了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坦荡胸怀。

　　交权后的博古，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后来长征途中拥护毛泽东坚决要求北上的正确主张。西安事变发生时，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共同前往，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博古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随即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了中央长江局成员。1938年秋长江局撤销，中央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博古又担任了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40年他返回延安，领导创办了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此间他还翻译了苏联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著作，为在全党范围内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提供了重要教材。

　　整风时一次次检讨

　　日夜工作想“赎罪”

　　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博古作为教条主义的典型成为被批判对象。起初他在思想上转不过弯儿来，认为党的路线上如果有问题应由共产国际来负责，当时的军事指挥也不归他管。不过通过回顾历史和清算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博古逐步认识到自己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遵义会议纠正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从1943年起，当王明以生病住院对抗批判时，博古在中央作了一系列痛切的检查，里面有些对自己批判的话说得很重。他多次讲的一句话是：我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当时博古身体并不好，医生建议他不要过度劳累，可是他日夜工作，想用这种方式“赎”自己的“罪”。

　　当年中国共产党人还承认斯大林在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在批“左”的错误时不便涉及到苏联，只能提王明路线。实际上那条路线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博古在中共七大前和大会上对错误责任大包大揽，并检讨说自己“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

　　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强调要体现党内团结，动员代表们仍要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结果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陈绍禹（王明）排名为倒数第二，秦邦宪（博古）列为倒数第一。

　　重庆谈判返回途中

　　遭遇空难成为烈士

　　1946年2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之一，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4月上旬，国共关系出现了严重危机，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等人急于向中央请示对策，乘美国飞机回延安（根据国共美三方“军调”协议，国共代表交通工具由美方提供）。4月8日，他们不顾气候条件不佳而赶回延安，刚获释的叶挺和在重庆的邓发也搭乘此机，结果失事于晋西北的黑茶山。

　　此次飞机失事遇难者共17人，其中有四名美国飞行员。辨别遗体时，因博古高度近视而常年戴眼镜，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的凹痕，才得以确认。遗体运回延安后，毛泽东率党政军机关人员为王若飞、叶挺、博古、邓发这四人为首的“四八烈士”举行了隆重的祭悼仪式。

　　回首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也是一代理想主义者奋斗的舞台。博古作为那个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人，虽然犯过错误，走过弯路，却也建立过功绩。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们会肯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博古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的名字将留在党的英烈录中被后人纪念。

　　补白

　　“四八空难”是意外

　　还是国民党特务破坏？

　　“四八空难”发生后，中共中央和新华社当年发的消息定性为“失事”。2006年，某家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破坏导航设备而导致飞机偏离航线造成的，结果不少媒体转载。随后熟悉烈士事迹的人查考，发现文中讲到的一些人物并不存在，所描绘的情节也漏洞百出。此事是否真有军统破坏，恐怕要到台湾的历史档案彻底解密时才能揭晓。

　　4月8日在延安机场的众多接机者都说，当地气候一向干燥，那天偏偏出现少有的大雾，又下起了雨，稍远一点的地方都看不清。下午2点左右，人们听到头顶云层里响起飞机轰鸣声，抬头却什么也看不见，轰鸣声持续了一会儿，又渐渐消失……当时不少人判断：“雾大，能见度差，飞机肯定是返回重庆或者先降到西安。”当天晚间西安、重庆却回电说未见飞机返航，人们才知道出事了。从这一情况看，飞机还是按预定航线到达了延安上空，中共方面事后的调查也认为是飞机因气候恶劣降落不成准备返回西安，返航途中迷失了航向，误入东部的晋西北山区，在浓雾中撞山坠毁。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