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贸易一体化的政经解读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开始迅猛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于20世纪90 年代初蓬勃兴起，其主要形式是自由贸易区。90年代末，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东盟和台湾加快了相互之间及与区域外的国家贸易一体化谈判的步伐。这种贸易一体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东盟与中国及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如何？贸易一体化将会改变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吗？
东盟与中日贸易一体化的实质
20世纪6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这与美国在远东的冷战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美国的战略设计中，日本担负着向东南亚国家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关键角色。同时，美国始终保持对日本的军事遏制以及对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承诺，使得日本无法再重建排外性的“大东亚共荣圈”，从而减轻了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疑虑，放手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 。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之间遂形成了垂直分工的经济合作关系。
及至70年代末，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时的流行看法认为，未来将形成日本和美国的“双霸权”。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也不断加剧，终于在80年代中期，在美国演变为强烈的排日风潮。但是，日美经济关系的紧张并没有导致双方战略同盟关系的破裂，因为这“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军事上是不现实的，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1989年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恢复经济活力，并在随后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革命中遥遥领先，取得了极大的竞争优势。经济全球化在信息技术和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全球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加之苏联的崩溃，都再次燃起了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初曾试图构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经济体制”的热情。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监护者和整合者，美国得以更加有效地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美国利益攸关，符合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战略利益，美国绝不会支持排他性的区域经济组织，美国所能接受和支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只能作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开放性的特殊安排。任何分割全球市场的行为都将被视作是对美国霸权的威胁，因而必然会遭到美国的激烈反对。
在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同时，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迄今已有近200个自由贸易区宣告成立。美国也建立了区域贸易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以对抗欧盟。那么，经济的区域化是否偏离了全球化的轨道呢？
首先，欧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成功的范例，但欧盟本身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至关重要的推动者而非阻碍者，而且，“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的全球化在速度和深度上要超过任何其他两大洲之间的全球化”，从而使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和相互依赖”。其次，大多数区域经济集团采用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这是最低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原则上，自由贸易区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而“自由贸易区要在经济上产生意义，不但必须要符合WTO的要求，而且要比WTO承诺更多”。第三，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纵向的拉丁美洲区域一体化中，美国并无兴趣像欧盟那样建立起制度化的政府间合作，而是要在拉美施加规则和立法，以此强化美国在拉美经济一体化中的核心地位。例如，南锥共同市场（Mercosur）是拉美次区域级的贸易集团，由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组成，但是，一旦规模大得多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建立起来，Mercosur集团将自然消亡 。由上可见，经济的区域化并不意味着对全球市场的分割，而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过渡阶段。
在自由贸易区以上的层次发生的经济一体化，将涉及区域内的国家把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以便进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策上的协作和协调。迄今为止，欧盟是唯一成功建立起经济货币联盟，即最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的区域集团。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实力已与美国不相上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与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抗衡。这必将削弱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导致其相对权力下降。
东亚在过去二十年的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导致国际政治的焦点转向了亚太地区，并正在引起该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权力将如何重新分布，为所有与该地区有着利益关系的大国所密切关注。美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决不会容忍在远东地区出现另一个欧盟，无论这个区域集团是由美国的盟国日本、还是由正在兴起的大国—中国来领导。而且，即便是在自由贸易区这个层次上，东亚自由贸易区只有保持足够的开放性，才能得到美国的支持。鉴于美国在东亚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得不到美国的默认或支持，东亚贸易一体化将很难实现。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不容乐观
毫无疑问，中国和日本正在为东亚地区的领导权而展开竞争。中国和东盟于2004年11月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同时向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和印度）开放的自由贸易区。日本的经济产出值占到东亚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62%，是中国的三倍以上。然而，鉴于国内敏感的政治问题（如农业）以及东盟各国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别，日本对于和东盟国家成立自由贸易区并不热心。在中国与东盟谈判进程的压力下，日本迟至2005年4月才与东盟开始就建立自由贸易区举行双边谈判，期望在2012年建立起自由贸易区。
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依靠巨大的经济技术优势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日本是东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东盟“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日本企业投资的主要地区。东盟自成立以来至今，已接受了约1000亿美元的日本投资”。与其他外国直接投资所不同的是，日本在东盟的投资集中在制造业部门，以2003年为例，这种投资占到其在东盟全部投资的78.1%，从而“促进了东盟地区稳定而充分的就业”。
中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这引起了东盟国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转向中国的担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多外资流入中国。200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对东盟的投资。日本企业界判断，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可以保持几十年，为此，大量日本本土的制造业企业、包括相当数量的已濒临破产的夕阳产业纷纷前往中国投资设厂，不但加强或恢复了竞争力，而且还在中国市场取得了巨额利润 。对于已经在东盟投资设厂的日本企业而言，尽管需要把部分生产移往中国，但这些企业普遍倾向于在两处均增加投资，以便通过未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来实现规模经济，也就是说，日本正准备搭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便车，来强化它主导下的东亚垂直分工的生产体系，目的是在与美国和欧盟在东亚的经济竞争加剧之前取得先行优势。
中国在过去十年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东盟现在是中国第5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则是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长期以来，东盟与中国均保持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但对日本贸易则长期逆差。在这一贸易格局的背后，反映出东盟和中国的产业更深地依赖从日本进口设备和关键的零部件，这些设备和零部件对于制造出口到美国和欧盟市场的产品必不可少。可以说，东盟和中国在产业结构上的高度相似。事实上，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已经将其纳入到了日本在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之中，在该体系中，东盟和中国均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东盟和中国的产业除了在日本跨国公司产业内贸易中的零部件的生产制造方面有所互补外，双方为争夺低技术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竞争。中国基于无可比拟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低技术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上占据了极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但是，因受到技术能力的制约，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十分有限，到2003年底，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累计只有大约10亿美元，不到日本在东盟投资总额的1%，甚至远远低于东盟在中国的投资总额（约324亿美元）。近几年，中国实施了“走出去”战略，加快了对外投资的步伐，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对外投资大多流向了发达国家，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扩大已经通过出口所取得的市场份额。在中国对东盟十分有限的直接投资中，绝大部分来自于为数不多的几家寡头垄断型的大型国有企业，如中石化和中石油，它们主要通过并购形式进行投资，并且投资领域高度集中在比较敏感的能源部门。
上述投资格局是由中国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方针所致。中国通过加入WTO，完全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了全世界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根据世贸规则所建立的“全球公平竞争”，通过制度化的框架把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低下的国内产业挤压到了生产的低端。这也是决策当局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及推动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所做出的一个战略选择。为此，中国不得不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集中发展低技术的、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而外资企业同样集中在制造业，特别是当西方跨国公司把低端的生产部分大量转移到中国后，中国国内的资源供给更加紧张。因此，中国入世后兴起的投资高潮产生出了令国内市场无法满足的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惊人需求。中国在过去的近10年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从资源富足的东盟国家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产生了巨额的贸易逆差。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达到201亿美元，东盟为中国第四大逆差来源地。
中国热衷于和东盟实现贸易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产生的对外部资源的巨大需求有关。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热情根植于国内政治，因为经济的自由化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增长，而维持经济增长对于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在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国领导人再次肯定了发展主义的方针，表示中国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一新的提法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二十多年以前刚刚实行对外开放时相比，中国现在不但更加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技术，而且严重依赖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能源资源。因此，中国政府除了强调要优先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外，还表示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以改善和加强与邻国的关系。这体现在中国新的亚洲政策上，那就是“睦邻、安邻、富邻……加强与亚洲邻国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缓解热点地区紧张局势，努力实现亚洲的和平与安宁” 。
与新亚洲政策相适应，中国一改以往对东盟发起的多边框架（如东盟地区论坛）的疑虑，而越来越积极地介入其中。这反映出中国在权衡介入多边框架的得失后的某种自信。中国密切与东盟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中国提高在东盟的多边框架内以及整个东亚的政治影响提供了一个杠杆。中国发起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目的是要实现三大目标：（1）通过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加深，消除东盟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以稳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2）从东盟获得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安全稳定的自然资源的供给；（3）削弱日本在亚洲的经济支配地位，打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
问题是，无论中国发起自由贸易区倡议背后的运筹如何精细，中国入世后的前景如何至关重要。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尚存在一系列的不确定因素。首先，在世界经济史上，后起国家依靠比较优势来实现工业化并无先例；其次，中国权力操控的市场化带来了畸形的经济增长，中国在资源消耗、生态环境和社会公正等方面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这些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蒙上了阴影；第三，中国入世承诺的条件势必加深中国对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依赖 。国内的一些知识精英对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进而堕入“拉美化”泥潭的前景感到忧心。实际上，从90年代以来，国内产业已经出现了“去工业化”的某些迹象。因此，中国能否顺利实施体制改革，从而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经济中心之一，将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和东亚国际关系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除此，东盟与中日建立自由贸易区本身也存在着很大局限性。东盟与中日的自由贸易区计划是一个低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在自由贸易区谈判中，不但列出了长长的清单，把诸多产品排除在关税互免的优惠安排之外，而且自由贸易区本身甚至没有设立争端解决机制和执行机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盟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所产生的贸易纠纷，由于双方竞争性的、而非互补性的经济结构，有可能引发更多的贸易纠纷。更大的问题是，东亚的自由贸易区正在演化为一种复杂的局面，该地区内部以及外部的大国都在相继介入双边性的自由贸易区安排。在这种情况下，东盟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的前景远非确定和令人乐观。
东盟与中日贸易一体化对东亚权力结构的影响
由于在经济和技术上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中国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挑战美国在东亚的霸权秩序。相反，中国把“和平与发展”看做是极其重大的国家利益 。因此，中国只是一个力求维持现状的大国。中国在外交上采取的一些行动，如建议成立自由贸易区，与东盟开展多边合作等等，本质上是对美国先发制人的对华遏制政策的一种防御性的反应。尽管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不过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自然延伸，并将导致经济自由主义在东亚的扩散，美国对于中国在东南亚政治影响的上升感到不安。由此可以看出，安全问题与经济自由主义缠绕在了一起，二者相互冲突而非彼此促进。
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不安分的挑战者，这一点与中国所称的“和平崛起”的热望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针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再次明确要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全面战略合作。美国与东亚盟国军事同盟关系的加强已经涉及到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美国与日本安全同盟关系的不断加强，如要把日本改造成“远东的英国”，加剧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再加上台湾海峡地区潜在的战争危险，一旦冲突爆发，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将不可避免地被打断。这表明，在东亚，安全问题依然远远凌驾于贸易一体化问题之上而不是相反。
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下，美国理所当然地支持和鼓励日本在东亚安全和政治事务方面担任某种领导者的角色。但是美国在经济方面对日本抱有矛盾心态。一方面，从长期看，日本强大的制造业优势让美国感到恐惧，在中日两大国之间，美国其实更加担心日本主宰亚洲经济，特别是当日本的举动被怀疑是企图重建独占性势力范围的时候。如1998年日本在马来西亚等国的支持下，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以稳定东亚金融时，即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在短时期内，美国并不担心日本经济上的挑战，相反，美国甚至担心由于日本经济的低迷不振，以及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海外发展援助贷款的减少，导致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转而大量涌向美国，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
由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开放性，美国正在通过双边形式与东亚国家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因而有更多的手段折中于范围更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内。日本对其在东盟深厚的经济政治影响十分自信，但它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在美国支配的国际结构下全面整合东亚的经济。日本所感兴趣的是通过促进东亚经济的相互依存，来建立一个同区域外国家，特别是同美国、印度和欧盟等大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开放型的东亚共同体，以此营造一个对其更为有利的地缘政治形势，以谋求实现“国家的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