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中致胜--跨国公司R&D国际化战略述评
关键词：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
合 作 中 致 胜
—跨国公司R&D活动的国际化战略述评
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统计表明，某些特大型的跨国公司一年的产值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GDP（美国通用公司与波兰）。跨国公司在资本金、技术、管理、营销等诸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纷纷把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以下简称为R&D）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R&D国际化态势越来越明显。
一、 跨国公司R&D活动国际化的主要方式
跨国公司R&D活动国际化是指跨国公司将研究与开发活动扩散到母国以外的其他区位，利用多个国家的科技资源，跨国界的开展活动 。R&D国际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高潮。美国与欧盟的一些大企业是领头羊，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进行产品和资本输出，80年代后也开始从全球范围内吸取知识资源来支持全球性的市场发展。概括来讲，跨国公司R&D活动国际化主要通过以下形式进行：
（一）在海外建立独立的R&D机构
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能较好的实现公司雄厚的财力与当地优秀的科研人员的结合，可以相对严格的控制研发活动所带来的技术知识内容，维持技术垄断优势，并形成对当地生产的直接支持。例如惠普公司于1990年在日本设立实验室，其动因就在于获取计算机、通讯和测量领域的领先技术知识，主要是通过获取这些领域的人力资源来达到目的。该实验室的研究内容包括物理科学、半导体实验、照相摄像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等日本在国际上领先的技术。微软公司先后在中国成立微软研究开发中心、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技术支持中心等三大世界级开发、科研与服务机构，确立了微软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
这种方式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由于独资，这就给跨国公司在资本金的投入上提出了较高要求，而且要吸引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到实验室来工作也需比当地企业提供更好的待遇。风险大也是这种独立机构面临的一大挑战。
（二）基于技术搜寻的跨国并购
就技术战略而言，并购的目的是获得目标公司所附属的研发机构，但常常也伴随着对相应的生产性公司、销售性公司的购买，因为东道国政府与当地企业也有自己的打算。在目标企业选择上，那些技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企业往往成为各跨国公司争相鲸吞的对象。1995年索尼公司购买美国CBS唱片公司和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以及松下公司购买美国MCI公司，都是看重这些美国公司的软件技术，即文化知识性技术的开发能力，从而通过购买，获得了在这一领域的生产与研发资源。近年来国际并购风起云涌，1999年，全球企业并购的交易总金额达到33100亿美元，逼近1990年至1995年6年的总和，而且并购的技术搜寻动机十分明显。
并购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实现原有企业和所购买企业在专业领域上的技术和知识的互补，以及地理上海外生产与研发之间的搭配，同时也能够控制新机构的研发成果。不利之处在于一方面资金投入巨大，另一方面在于由原有机构与所购买企业在研发差别、文化背景、人事冲突等方面带来管理上的不便，在这方面跨国公司的应对策略是采取研发与管理的当地化战略。
（三）与海外跨国公司或研发机构进行合作，结成R&D联盟，或进行技术互换，实现技术共享
由某一跨国公司单独进行技术研发，不仅投入大，风险大，而且周期长，难以适应当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与其盲目竞争，不如合作，这样研发成本得以节约，风险也随之降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技术和知识的互补与良性共享。技术作为一种资源，通过流动得以实现优化配置。有关资料表明，1980年到1994年，美欧日在信息技术产业内的联盟达到2800多家，生物工程领域的技术联盟近1300家，新材料领域的技术联盟达到560多家。强强联合已经成为展开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计算机领域内，法国希尔公司、美国霍尼维尔公司与日本电器公司（NEC)的合作，目的就是同IBM在技术上决一雌雄。技术互换协议通常发生在拥有庞大技术开发投资和强大技术创新能力的少数世界级别技术垄断公司之间，互换的不是业已成熟或过时的技术，而是最新技术成果，主要涉及电子、化学医药等部门。合作已经成为竞争的手段，而且是强有力的手段。
由此带来的是企业对研发成果的控制力下降，研发的深度合作使严格的技术保密的困难加大。这是让CEO（首席执行官）们头疼的问题。
三种方式各有优劣，不同的跨国公司在选择上有不同的着眼点。
二、 跨国公司R&D活动国际化的现状与特点
(一）跨国公司的海外R&D分支机构遍布全球主要经济区，数量多，增长快；海外R&D占全球R&D的开支比重大，增长快；由海外R&D分支机构所注册的专利数量日益增多；海外R&D研究范围涉及从基础理论到低端的技术应用及客户服务等技术的不同层次。
1、 海外R&D分支机构的全球分布格局
从各经济体的规模、在全球的比重及发展程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跨国公司的海外R&D分支机构遍布全球主要经济区。其中，西方七国(指美、日、德、英、法、意、加）是吸收海外R&D分支机构的主要区位，这是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的。在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等，在发展中的大国如巴西、阿根廷、印度、中国等，在发达的欧洲小国如瑞士、荷兰等也都有各大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
根据Pearce与Singh(1992)的调查，R&D机构区位选择主要限于10个国家，英、德、意、荷兰、瑞士跨国公司的实验室超过50％的设在母国之外，位于加拿大、英、意、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实验室有超过50％的归国外所有。参见表1
表1 最大500家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实验室
所有权 母国R&D机构 海外R&D机构 海外R&D机构占全球比重
美国/加拿大 303 126 29.37％
英国 55 81 59.56％
欧盟 64 98 60.49％
欧洲（其他） 28 40 58.82％
日本 96 8 7.69％
澳大利亚 4 0 0
世界其他国家 11 0 0
总计 561 353 38.62％
资料来源：Pearce与Singh(1992)：Globaliz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St.Martin Press ,New York 及作者个人计算 转引自冼国明等：跨国公司R&D的国际化战略；<< 世界经济>>2000.10
Kuemmerle(1999)对医药和电子行业最大的32家跨国公司进行调查，它们共在海外建立156家R&D分支机构，平均每家拥有海外研发机构4.9个。如摩托罗拉在7个国家设立了12家研发机构，Briston--Myers Squibb公司在6个国家设立了12家研发机构。
美国是对海外进行R&D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跨国公司R&D分支机构最多的国家。1992年，在美的外国R&D机构有250多家，1994年则达645家，到1999年已经有375家跨国公司在美国建立715家研发机构，增幅之快，可窥见一斑。
2 、海外R&D支出状况
大幅度地增加在R&D上的支出尤其是在海外R&D分支机构的支出是近年来一大特点。统计表明，1982--1994年，美国跨国公司母国R&D经费年均增长12％，海外R&D经费年均增长18％。美国子公司在海外市场R&D开支，增长率及在各国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美国子公司在海外市场R&D开支：增长率及在各国的分布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1994年R&D开支(单位：十亿美元) 1.1 2.7 1.3 2.1
1989-1994年美国在海外各国R&D开支占总开支的平均百分比（％） 7 24.1 9.3 18.3
年平均增长率（％） 19.4 12.1 22.6 2.3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署<<外国直接投资>>，美国华盛顿美国经济分析署管理出版社，1997年英文版。转引自逄芳：跨国公司技术R&D的国际化趋势，<<开放导报>>,1999.5
同样，外国子公司在美国的R&D支出也大幅度增加。参见表3
表3 外国子公司在美国的R&D支出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1994年R&D支出（单位：十亿美元） 1.9 2.3 1.3 2.4
1983-1994年美国的外国子公司总R&D支出平均百分比（％） 9.4 15.1 7.1 15.5
年均增长率（％） 65.6 17.2 31.8 19.0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署<<在美国的直接投资1994>>，美国华盛顿政府出版社1996年英文版 转引自逄芳：跨国公司技术R&D的国际化趋势，<<开放导报>>,1999 .5
3、 海外R&D分支机构的专利数量日益增多
人们通常用母公司以外R&D分支机构所拥有的发明专利情况来衡量技术全球化的指标。研究表明，1991--1995年世界最大跨国公司在美国注册专利数量的11％是在母公司以外的国家研发获得的（UNCTAD,1999）。单从数据上来看，似乎R&D国际化程度并不很高，但考虑到专利技术涉及商业秘密，这一比例已不算低，而且呈上升趋势。
4、 海外R&D分支机构进行研发的范围涉及技术知识的不同层次，这与当地的科研水平、技术发达程度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有关。
例如IBM在日本设立IBM东京基础研究所，主要从事系统软件技术、计算机科学理论、超大型集成电路设计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所雇佣了日本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此外，还在日本设有两个产品开发研究所，专门进行与计算机技术与半导体技术有关的产品开发。与此类似，IBM还在全球其他区位设立研究机构，通过全球研发的网络作用，整合利用世界各地资源，服务于公司全球战略需要。索尼公司在美国建立的最大的研发机构----索尼美国工程与加工技术中心SEMA)主要进行移动通信、半导体、画像技术等方面的开发。NEC在美国的研发重点则是进行基础研究，从70年代到80年代，NEC在美投资2500万美元，从事人类智能模型技术、信息结构、影像与声音信号分离等基础性研究。
（二）R&D活动虽已呈现出国际化态势，但在全球并非均匀分布，而是表现为极不均衡的国际化。一般而言，美日欧三极集中了全球绝大部分的R&D资源，1993年这三极的总R&D支出分别为550亿美元、430亿美元、500亿美元。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中的大国也开始成为跨国公司R&D投资备选区位。而落后国家和地区则已被抛向边缘，在国际技术分工格局中几乎毫无地位可言，面临者“开除球籍”的危险。在技术先进、科研人员精良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研发的重点在基础领域、国际上最前沿的技术，跨国公司不惜在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希望一直保持技术领跑者的地位；而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中的大国，研发重点是技术等级和含量较低针对当地市场的产品开发、技术改进及与销售相关的配套服务。已形成的不利于后发展国家的国际技术分工格局在此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心—外围”理论在科技领域得到进一步印证。
（三）学习与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传统的经济理论强调竞争，事实上竞争机制的存在和有效运行确实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简单地强调竞争已经成为企业战略中的下下策，学习和合作已经成为获取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跨国公司R&D全球化战略的实施，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学习与合作的范围已经从国内拓展到国外，跨国公司之间，跨国公司与大学、与政府实验室之间进行研发上的合作对其保持在技术领域的优势愈发重要。信息共享、知识互动成为激发创新的重要源泉。
三、 跨国公司R&D活动国际化的动因
（一）市场因素
跨国公司R&D活动国际化，首先是生产和市场国际化的客观要求。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在生产、销售领域，国际市场比国内市场显得更重要。巩固已有的国际市场，开拓新的国际市场，逐步扩大产品的市场影响力，提供市场分额，成为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
由于各国在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及消费者偏好等方面的差异，技术的跨国转移和应用往往表现出某些不适应性，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跨国公司就将部分R&D活动移至东道国进行，以熟悉和了解当地具体市场，开发出符合当地口味的产品。出了开发新产品，R&D分支机构还担负着另一项任务，即为东道国子公司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对产品作出符合本地工艺条件及人文环境的技术改进。这种研发活动可以很好的将母公司的技术以当地化的需求形式转移过去，成为有当地竞争力的技术，同时有效的强化了公司在该地区市场的竞争力。这也是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研发的最初起因。
（二）竞争压力
这是导致跨国公司R&D国际化的又一重要推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产品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技术垄断的保持时间越来越短。新产品一旦开发，倘不迅速实现商品化，则可能会使技术领先优势迅速丧失。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传统的对外扩张模式(出口--直接投资--技术授权）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要求，过长的出口期使模仿者捷足先登，抢先控制当地市场。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对外扩张的主要手段。跨国公司可以利用业已构建的全球生产营销网络，一旦研制了新产品与技术就几乎同时在主要市场上加以应用，这就容易避免技术模仿带来的垄断利润的消失。这要求R&D活动一开始就具有全球化特征，适应世界各个主要市场的不同需求。
此外，在高新科技领域，R&D活动成本大，风险大，即使对一些在资金和技术上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而言，单独进行研发也往往力不从心。走R&D联盟、技术互换之路，不失为一条捷径。
（三）技术、分工与知识交流
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演进，其复杂程度不断上升，然而技术又具有可分割性，这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之内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全球技术分工成为可能。传统经济理论强调生产分工的重要性，在知识经济时代，R&D分工越发重要，产业链的概念逐步发展为研发链。简单的来讲，技术就可分为低端、中端、高端不同等级，跨国公司可根据不同区位的生产力水平、科研状况，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技术分工和合作，公司总部则可对此进行宏观调控和技术监控，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全球知识资源。
人类的知识可分为两类：可整理性知识与意会性（tacit）知识。前者可以通过语言符号表达且易于交流，如科学文献和课堂上传授的知识；后者构成知识中的绝大部分，包括如烹调技术和游泳等，是不可整理的，只能通过实践和实例、通过相互交流与合作，在学习和互动中掌握。技术手册、设计图及说明书等可整理性的技术知识，只是冰山一角。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使用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活动，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制行为。使一个技术系统在接近正常状态下运作，以及在出现故障时修理它，都需要长期积累的意会性知识，这些知识都不是能轻易转移至东道国的。从短期来看，知识的存量是有限的，但通过共享和交流，无限的新知识被创造性的开发出来，增加人类的知识存量。R&D活动国际化，为的就是实现这种知识创造功能，并且是在良性循环中实现。
R&D国际化，也就要求R&D活动走出国门，融入科技知识密集地区，亦为本地化。R&D本地化，可以较容易获得当地特有的技术和知识优势。当地的知识资源对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创新起者十分关键的作用，是产生新思想、新产品、新工艺的重要土壤。“技术增长型” R&D分支机构尤其看重当地的知识存量，如微软公司在印度、中国设立不少研发机构，为的就是获得当地的创新性资源，其载体为当地一流的计算机专家和工程师。跨国公司已经走在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最前沿。
（四）政策、制度等外部性因素
跨国公司母国政府的各种政策，主要是通过“国内科研的限制效应”和“国外科研的促进效应”来推动R&D国际化的。前者指这些国家根据国内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条令，规定一些产品特别是药物与食品的生产与研发必须事先得到批准，而批准手续拖沓冗长，这就是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相关产业的R&D。后者指在当前区域集团化不断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条件下，发达国家鼓励大企业以技术作为要素投入对外投资设厂，结合东道国的具体目标市场，就地科研，这样可以绕开东道国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东道国政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惩罚措施也是吸引跨国公司在当地进行R&D活动的重要因素。优惠政策主要是在税收、补贴、政府采购等方面给在本地进行R&D的跨国公司一系列优惠待遇；惩罚措施则是通过限制进口、限制利润汇回和价格控制等给不在当地进行R&D的企业施加压力。
此外，信息通讯条件的发达，国际专利制度的统一性协议等，也为跨国公司R&D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跨国公司R&D活动国际化对我国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使参与国际分工成为必然。如何在国际技术网络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如何使本国成为网络中一个有竞争力的结点，这是关系一国科技水平与综合国力的大问题。跨国公司R&D活动的国际化，对我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作为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跨国公司R&D国际化中，将会成为投资的热土，这为我国提供科技水平，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我国在国家技术分工格局中尚处于低级和边缘地位，技术水平低，对外依赖性强，技术创新能力差，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实现技术的全面升级与跨越，将很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技术殖民地”，长期受制于人。
Dunning的海外投资折衷理论指出，当跨国公司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东道国拥有区位优势时，跨国公司就会对外投资。过去Dunning的理论大多放在生产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将该理论延伸至R&D框架内。跨国公司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包括掌握核心技术能力、掌握国际品牌优势及基础研究能力等，内部化优势则包括系统整合能力、产品规划能力和完善的信息通讯网络。我国则拥有自己的区位优势。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的分工格局正逐渐从垂直分工体系转向水平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不再是简单的组装工厂，跨国公司开始将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R&D国际化过程中，越来越看重东道国在科研、技术等方面的能力，技术搜寻的动机超过技术转移。
简单来讲，我国在研发创新方面有如下区位优势：第一 我国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已成为国际生产重镇，这将吸引跨国公司在此进行与生产相应的研发；第二 我国科技人员众多，在科研体系传统上重视基础研究，这意味着我国有能力执行一些基础研究的任务；第三 我国人口众多，内需庞大，故可以建立一些难为他人所忽视的世界新技术标准或产品规范（如第三代移动电话之TD-SCDMA），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中心可能从事新型产品及相应的技术模块的研发。
研究表明，到2001年底，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的研发机构达124家，主要集中在信息通讯、生物制药、精细化工、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不仅数量在增多，而且研发中心项目的前沿性和通用性在不断提高，这将提升中国在国际技术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也加剧了在中国进行并购的竞争，如2001年阿尔卡特控股上海贝尔、艾默生收购安圣电气就分别成为当年十大并购案例之一。
目前，跨国公司是先进技术的载体和绝大多数前沿技术的创新者，也是世界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主体。与跨国公司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能力的重要渠道。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可以从一下几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 谨慎的吸引外资，分清楚外资进入中国的目的是简单的获得短期利润，进行掠夺式开发，还是旨在技术能力的改造。不同国籍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动机并不一致，某些国家的公司垂涎中国的不过是巨大的利润，不过想“捞一把就走”，对于这些公司，政府应在投资领域、利润汇回等方面予以策略性的限制。对于那些旨在对华长期投资，有意提升国内企业技术能力的跨国公司，我们则表示欢迎，并以多种形式予以鼓励。如摩托罗拉公司不仅在中国大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而且通过采购政策，鼓励海外的供应商来华投资设厂，同时帮助国内有潜力的供应商成长壮大，从而带动中国零件和主件业的发展。
第二、 分层次的与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对于国内技术水平远不如跨国公司的，可以先谋求加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之中，从事低端的产品组装、零部件生产等环节，再通过“反向工程” ，逐步实现技术的模仿与学习。对于某些在国际上已有一席之地的产业、技术、环节，则应加强在基础性、高精尖领域的与跨国公司R&D实验室，国内大学、实验室的合作与交流，力图在自主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如中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航空航天等领域在国际上均有一定地位。
第三 、加强制度建设，构建有效率的国内企业创新网络。当前，国内企业在技术研发的合作上十分不足，这与政府在这方面的无所作为不无关系。某些跨国公司一进入中国，就与国内著名的大学进行合作，充分利用大学的智力资源，如1994年7月，加拿大北方电信投资400万美元，与北京邮电大学合作成立了北京邮电大学—北方电信研究开发中心，成为外国跨国公司与国内大学合作的第一家。日本SMC株式会社、美国通用福尔德公司等先后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3个研究所、4个实验室和12个培训中心，仅1997年一年就达成合作项目71项 。反观之，国内企业与国内大学、国内企业之间的共同研发少之又少，“单兵团作战”往往耗资巨大，进行不少重复性工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内缺乏规范的中介组织和融洽的学习合作环境、因此，政府应出台一些政策法规，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各行业协会也应有所行动。
第四 、改革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与科研管理体制，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又具有合作精神的优秀科技人才。鼓励进行基础性、原创性研究，促进人才流动，鼓励大学对外开放，与产业界进行更广泛深入的合作，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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