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基础与战略选择

　　一、引言 　　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有助于增强中国内地港澳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在亚洲、甚至在世界的辐射力和吸引力，有助于增强中国内地港澳防御经济风险和经济波动的能力，有助于为中国进一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按照国际经济学的标准解释，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行政上独立的经济体之间达成协议，相互取消关税和与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而形成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对自由贸易区的解释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所组成的一个对这些组成领土产品的贸易，实质上已取消关税和贸易限制的集团(关贸总协定其他条款规定者除外)。世贸组织把建立自由贸易区视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允许各成员国或各成员可连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相对依次递进的其他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即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货币?Monetary Union)、经济一政治联盟(Economic—political Union)，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形式。它具有两个方面特征，一是在合约方内部取消贸易障碍，实现自由贸易，但没有共同对外关税；二是通常采取原产地规则。 　　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均为独立的关税区，在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既符合自由贸易区的一般理论要求，又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但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建立自由贸易区必须按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要求进行操作。 　　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规则主要来自《1947年关贸总协定》第24条和《1994年关贸总协定关于解释第24条的谅解》。可以将其中有关的具体规定归纳为六点。第一，成立自由贸易区的目的应为便利组成自由贸易区的各领土之间的贸易，不得提高壁垒，即大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未建立自由贸易区时各组成领土对未参加自由贸易区的各成员所实施的关税和贸易规章的一般限制水平。第二，任何成员决定加入自由贸易区，或签订成立自由贸易区的临时规定，应具有一个在合理期间内成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和进程表。第三，任何成员决定加入自由贸易区，或签订成立自由贸易区的临时协定，应及时通知成员全体，并应向其提供有关拟议的自由贸易区的资料，以使成员全体得以斟酌向各成员提出报告和建议。如果成员全体发现参加协定各方在所拟议的期间内不可能组成自由贸易区，或认为所拟议的期间不够合理，成员全体应向参加协定各方提出建议，如参加协定各方不准备按照这些建议修改临时规定，则有关协定不得维持或付诸实施。第四，成立自由贸易区计划或进程表的任何重要修改，应通知成员全体。如果这一改变将危及或不适当地延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成员全体可以要求同有关成员进行协商。第五，为达到自由贸易区的过渡性临时协议，合理期限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超过10年，当一项协议的成员认为10年不够时，则须向货物理事会提供需要更长一段时间的完整解释。第六，成立自由贸易区要接受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的检查，并定期向世界贸易组织理事会作出协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定的同时，模仿国外自由贸易区的做法。本文的第二部分从模仿经济学的角度对自由贸易区进行理论分析，提出模仿优势假说。本文的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的模仿优势。本文的最后分析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的战略选择。 　　二、自由贸易区理论分析：模仿优势假说 　　(一)现有关于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假说 　　自由贸易区实质上是国家或地区层次意义上的贸易利益主体之间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消除贸易障碍方面达成的一种合约。作为替代性的制度安排，自由贸易区是合约方相互之间博弈的结果，由此获得的均衡解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效率要求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区域内，相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其他制度安排，自由贸易区是优化选择的结果。 　　国际经济学关于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理论分析的一个标准模型是维纳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模型(Viner，1950)”。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导致的结果是世界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的建立符合自由贸易偏向，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即使没有实现福利最大化，但至少也提高了福利水平。维纳对此持不同的观点。他建立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模型的理论含义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不等同于向自由贸易靠拢，它一方面促进了合约方之间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阻碍与非合约方之间的贸易。这种效果导致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同时并存。贸易创造是指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合约方之间相互取消关税或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所带来的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福利水平的提高。贸易转移是指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的合约方用从伙伴国进口的较贵的商品替代原先从非合约方进口的较为便宜的商品。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建立的前提条件是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强度的对比。 　　巴拉萨(Balassa，1961)提出“动态效应”假说分析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的动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创造大市场效应，使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二是加剧合约方之间企业竞争的激化；三是产生间接引向作用，吸引非合约方的直接投资；四是导致贸易创造的利益集中于某一合约方，引起收益分配不均；五是使企业的经济外部性对成本结构产生递减影响。 　　约翰森(Johnson，1965)提出“公共商品”假说对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进行了分析。约翰森分析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提出了4个假设条件。一是工业生产不是一个综合变量，而是由不同产品组成，其中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二是不同的国家与非工业生产相比，在工业生产中也具有不同的总体比较优势。三是不允许有出口补贴。四是没有一个国家具有卖方或买方垄断力量。约翰森指出，关税为贸易保护政策提供资金来源，受保护的工业生产具有边际额外成本(包括边际私人消费成本和边际生产成本)，如果建立自由贸易区蚬厮巴耍诠厮跋骷醮嬖诓畋鸬那榭鱿?从非歧视的情况开始)，会出现两种有利情况：一是每个国家都能使其贸易伙伴增加工业产品出口，而不会因转向第三国进口，对它自己的工业生产造成损失(贸易转移)；二是其贸易伙伴的工业品向本国出口的增长会等于在同一国家中工业生产的削减(贸易创造)，从而使第三国无法获益。约翰森“公共商品”假说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会由于规模经济而提高效率；二是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均会给合约方带来收益；三是对同意特惠的国家来说，贸易转移优于贸易创造。 　　(二)模仿优势假说 　　上述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理论假说对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的分析侧重于静态和动态效应分析，存在明显缺陷。它们对自由贸易区中的一些重要现象未予以解释。首先，现有理论假说几乎与发展中国家不相关，它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无法满足其理论假说条件(Brown，1961；Hazlewood，1967，1975；Robson，1980，1983)，因此，现有理论无法解释在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在逐渐增多，尽管发展速度较缓。其次，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特定自由贸易区合约方数量动态递增的现象。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建立初期仅有美国和加拿大，后来才有墨西哥的加入。为什么墨西哥在建立初期不加入，而在美加自由贸易区运行一段时期加入。再次，据世界贸易组织估计，目前全球已出现135个自由贸易区(包括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协议，仅从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就有100多个自由贸易协议报送世界贸易组织。为什么世界自由贸易区总量如此之大，且从总体上看存在不断递增的趋势。现有理论未做出解释。最后，自由贸易区扩张的最终发展方向是什么，现有理论也未进行分析。 　　本文从模仿经济学角度提出模仿优势假说对上述现象予以解释。 　　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后发优势，实质上就是模仿优势。后发优势的核心是通过模仿创新者的优质品(包括技术、组织形式、制度等)来获得发展的收益。与此相对，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后发劣势的概念(杨小凯，2002)。它指这样一种现象：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这种理论明显误入歧途。它没有正确理解后发优势的实质，也就是没有正确理解模仿优势。“后发劣势”持有论者，曲解了制度模仿，或者仅从狭义角度理解制度模仿，从而得出“后发劣势”理论。事实上，制度模仿是一种广泛的概念。比如，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对这种制度(组织形式)的模仿可以获得后发优势或模仿优势。此外，“后发劣势”持有论者混淆了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差别，认为两者可以相互替代，而且忽略了模仿所需要的条件(制度模仿所需的条件比技术模仿更严格)。 　　从是否为理性角度划分，模仿可分为理性模仿与非理性模仿。理性模仿是一种博弈的结果，是优化选择的结果。当模仿预期边际收益低于模仿预期边际损失时，模仿行为就不会产生。非理性模仿是指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这种行为源于模仿从众律。从是否为主动角度划分，模仿可分为主动模仿和被动模仿。相对创新而言，模仿可以节约所有的创新成本，由此可以获得模仿优势。比如，一项技术发明需要大量的开发成本、试制成本，且可能面临失败带来的风险成本等，而技术模仿可以节约这些成本，从而获得模仿收益。相比较，技术模仿所需的成本(比如学习费用)较低。熊彼特结合创新对技术模仿有精辟论述。再比如，商业领域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超市” (这种商业领域中的制度安排明显优于传统的售货员与顾客面对面的组织形式)出现后，商家纷纷模仿，使“超市”这样一种商业组织形式迅速蔓延开来。这种制度模仿可以带来收益，比如节约了市场调研费用、试行费用、开发费用等。而且模仿者可以通过二次创新，改进创新者发明的“超市”，比如改观超市布局，从而获得模仿优势。弗农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充分说明了模仿优势。该理论指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既给被投资国或地区带来了资金，同时又带来了技术示范(技术扩散)，被投资国或地区可以进行技术模仿，其结果是技术创新国的技术垄断优势逐渐丧失，且把这种优势转向给其他国家。这种转移可以理解为技术模仿国在模仿的基础上通过二次创新(新的技术嫁接)改进了原生产技术。产品技术优势转移引起贸易结构变化，即起初为出口国的可能成为进口国，而技术模仿国由最初的进口国变成出口国。模仿优势动态轨迹表现为模仿优势递减。当模仿者越来越多时，模仿优势会逐渐耗散，即模仿优势随时间推移和模仿人数增多会逐渐减少。 　　世界自由贸易区的迅速发展与模仿行为密切相关。其中涉及四种模仿行为。一是主动模仿。当自由贸易区作为制度创新出现后，其产生的示范效应提供一种刺激，一些国家或地区受利益驱使，出于理性得失考虑，主动模仿，相继建立或加入自由贸易区。主动模仿是模仿者权衡模仿边际得失作出的理性选择。二是被动模仿。当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后，与他们存在国际贸易竞争的另一些国家和地区被迫也建立或相继加入自由贸易区。因为如果他们不建立或不加入自由贸易区，在国际贸易领域必定处于劣势，最终遭受经济损失。被动模仿同样也是一种理性选择，是一种博弈的结果。三是非理性模仿(羊群行为)。当建立自由贸易区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后，一些国家采取从众行为，进行模仿，建立或加入自由贸易区。四是上述三种模仿行为的加总或混合。有些国家或地区建立或加入自由贸易区既有主动模仿的因素，又有被动模仿或非理性模仿的因素。 　　模仿建立或加入自由贸易区的优势是明显的。一方面，建立或加入自由贸易区存在大量的初始创新成本和费用，包括签约过程中的一系列费用(调研费、谈判费、会务费等等)，另外还有风险成本、政策调整成本、技术设置成本等。通过模仿可以节约大量的初始创新成本和费用，同时还可以吸取经验教训，并通过二次创新，改进现有做法，从而获得模仿优势(后发优势)。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区为一合约方模仿其他合约方的创新品提供了便利，由此也可以获得模仿优势。一个自由贸易区建立，会遇到由此带来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问题，进而可以引起合约方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即可能给合约方带来一定的经济波动，同时，在运行初期，还可能存在磨合问题。通过对自由贸易区示范人的模仿，可以从中总结教训，设法规避由此带来的风险，充分发挥建立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优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成立的自由贸易区虽然起初或相当一段时期内未见起色，但至少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且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础。 　　自由贸易区模仿优势同样遵循模仿优势递减律。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制度安排中，建立或加入自由贸易区是一种次优选择、权宜之计。相对其他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安排，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避免由贸易自由化进程过快导致的合约方的产业崩溃、经济剧烈波动、大量失业。比如，选择货币联盟，可能不利于合约方弱势产业的保护和发展，从而引起大量失业。在一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未建立或未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国家或地区感到一种外在压力，于是进行模仿，纷纷建立或加入自由贸易区。这样，世界各地自由贸易区会越来越多。其结果是自由贸易区的优势随着模仿者的增多而递减，最终趋于零，模仿优势最终也趋于零。自由贸易区模仿优势的丧失从另一方面看会刺激国际经济组织的递进和创新，共同市场、货币联盟、经济一体联盟会由模仿的作用相继出现，最终世界经济完成全球化进程。 　　三、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的模仿优势 　　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可以模仿世界各地已经成立的自由贸易区的做法，从而可以获得模仿优势。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首先，通过模仿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促进中国内地港澳3地经济发展。推行贸易自由化有多种选择和途径，如建立共同市场、货币同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也是一种选择。当面临推行贸易自由化与保护弱势产业两难选择时，建立自由贸易区是理性选择。从国际实践提供的示范中可以发现建立自由贸易区一般都不同程度地推进合约方经贸发展，同时对弱势产业又不会产生大的冲击。比如，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初建立时，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的贸易额仅为1500亿美元，1998年12月3国贸易额增加至5200亿美元，比建立初期增加2．46倍，同时3国幼稚产业未受到大的冲击。即美加墨3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解决了推进贸易自由化与保护幼稚产业的两难问题。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就解决上述两难问题提供了示范。中国内地港澳进行模仿，采取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同样有助于解决上述两难问题。这样便获得一种模仿优势。 　　其次，现有的自由贸易区提供了模仿示范样本，由此可以节约建立自由贸易区创新所需成本。选择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自由贸易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应注意哪些问题；自由贸易区运行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等等。如果没有示范，无法进行模仿时，就会发生大量的创新成本。而通过模仿，可以节约大量的创新成本。目前，世界各地自由贸易区成功的范例(示范)较多，他们有现成的操作方式、技术设置方式可供模仿。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可以通过模仿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二次创新，从而获得模仿优势。 　　最后，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可以产生示范效应，形成模仿“诱导”，扩大自由贸易区的规模。按照斯密、李嘉图的技术差异论和赫克歇尔、奥林的生产要素禀赋论，由合约方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产生国际贸易的动力。布兰德和克鲁格曼(Brander and Krugman，1983)，布兰德和斯宾塞(Brander and Spencer，1984)以及奈文和菲利普斯(Neven and Philips，1984)发现在一个只有一种完全相同产品的世界里，双向贸易也能发生，这源于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因此，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既有助于两岸三地行业间贸易，也有助于行业内贸易。从长期来看，中国同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自由贸易是理性选择，是符合国际经济运行规律的。而两岸三地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两种示范效应。一种是刺激示范效应，一些地区受到刺激会采取被迫模仿的方式申请加入中国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另一种是诱导示范效应，一些地区由利益诱导，由于理性得失考虑，会主动模仿，申请加入中国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两种示范效应的累积结果是以中国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为雏形的自由贸易区规模会越来越大，最终可能形成亚洲自由贸易区，同时，当中国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模仿优势随合约方增多趋近于零时，新的递进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安排会出现，从而可能形成亚洲共同市场和亚洲货币联盟(亚元)。 　　四、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的战略选择 　　 (一)采取“速成式”战略，尽快创造示范效应 　　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的目的是提升两岸三地的经贸合作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尽快与更多的国家或地区与建立自由贸易区。这种重要性和紧迫性源于3点。其一，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上掀起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浪潮，对中国构成了的巨大压力。虽然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但世界各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可享受的最惠国待遇，从而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发展。据WTO统计，目前，贸易量排在世界30名以内未签订任何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或经济体只有中国内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从动态情况看，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正逐步向外扩张，其最终目标是建立美洲自由区，日本分别与韩国、新加坡正在谋求建立自由贸易区，而且日本还谋求与墨西哥、智利谋求建立太平洋5国自由贸易区。这些都对中国发展对外贸易构成巨大压力。其二，优化贸易战略的需要。美国从2002年3月20日起正式启动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对来自中国、日本、欧盟和俄罗斯等国的钢铁制品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高达8％～30％不等的关税。这是美国历史上对进口钢铁施加的最严重的一次贸易限制。美国是中国钢铁产品的主要进口国之一，美国201条款的实施对中国钢铁出口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此次贸易争端即使寻求世界贸易组织下的解决，至少也需要1年时间。这意味着中国钢铁出口面临的困境短期内不会消除。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贸易风险依然存在。克服此种风险的重要措施是优化贸易战略，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达到优化贸易格局的目的。其三，尽快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可以为中国进一步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创造谈判优势。 　　中国在短期内1～2年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是可行的。首先，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经济互补性很强，香港的转口贸易中相当一部分是内地进出口产品，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中心，在服务贸易方面有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港澳已经形成了互补互利、互相促进的经贸合作关系，为短期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创造了前提。20世纪80年代港澳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有力地促进了内地港澳经济的发展。其次，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中国已承诺开放法律服务(不包括中国法律的服务)、会计审计服务、零售服务(烟草除外)、证券服务、咨询中介服务、金融租赁、寿险、健康险服务等服务贸易领域，而港澳在这些服务贸易领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尽快建立中国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有助于中国内地在5年后对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开放服务贸易积累经验，增强自身抗御能力，提高服务贸易运行效率，同时，也有助于使港澳获得进入内地市场的先机，先行占据内地市场一定的份额。中国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是一国两制原则下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关税地区的自由贸易区，相对于不同国家之间组建自由贸易区更易操作和协调。 　　(二)充分发挥模仿优势，减少交易费用，趋利避害，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佳效果 　　从世界各地自由贸易区运行状况看，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败的范例。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可以充分利用模仿优势，吸取正反两面的经验，尽量减少风险。从成功的范例看，其经验可归结为3点：一是合约方积极开展产业内贸易，实现各合约方的规模经济；二是合约方对内部市场的依赖性强，合约方合作意识较高；三是合约方经济制度、政府调控经济的方式基本相同。从失败的范例看，其原因为：一是合约方之间产业内贸易量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二是合约方对共同市场的依赖性弱；三是存在离心偏向，即合约方存在与非合约方进行贸易的倾向。 　　世界各地自由贸易区通常采取原产地原则。因此，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应进行模仿，坚持原产地原则。原产地产品有其判定标准。这个判定标准为成品价格50％以上是自由贸易区合约方生产的产品。世界贸易组织对原产地规则的解释为：各成员方为了确定贸易上的商品原产国而采用的法律、规章、普遍适用的行政命令或措施。世界贸易组织对原产国的定义为：完成整体产品制造的国家，或若有一个以上的国家参与了一个产品的创造，则是对产品进行实质性改变生产的最终国家即为原产国。坚持原产地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非合约方产品从关税低的成员方进入自由贸易市场后，再转到关税较高的成员方。 　　建立自由贸易区有不少具体细节问题。比如“一线”、“二线”的设置，港资(澳资)企业的认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调等；有关这些技术性问题，现有自由贸易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借鉴并模仿，从而可以节省大量的交易费用，获取模仿优势。 　　(三)确定步骤，形成强势，最终实现亚洲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国际经济学奠基人、“欧元之父”芒德尔提出亚洲需要并且可能出现一种通用货币，这个货币体系应当以日本、韩国和中国为中心，中国应该保持现在的汇率政策，并且在国际货币市场有所作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否则，会对亚太地区经济造成不稳定的影响。中国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中国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形成强势后，应有步骤地吸纳更多的合约方。 　　首先，吸纳中国台湾加入中国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对中国内地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一直较高。尽管2000年以来，中国台湾对外贸易总体规模大幅锐减，但对中国大陆出口依存度依旧增强。目前，中国台湾经济出现衰退的迹象，其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问题。而要解决解决结构问题，首选途径是进一步融入贸易自由化。中国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形成强势后，会对中国台湾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中国台湾加入中国内地港澳应是理性选择。 　　其次，吸纳日本、韩国加入中国内地港台自由贸易区。中国台湾加入中国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以后，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强势会进一步扩大，进而产生更大的示范效应，吸引日本、韩国加入。中国、日本和韩国3方经济互补性强，建立自由贸易区具有天然的优势。日本和韩国一直是中国较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低。例如，1995—199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每个劳动力年成本为729美元，日本为31687美元，韩国为10743美元。中国、韩国、日本都是世界贸易大国，区域内贸易与投资比重高。 　　最后，积极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吸纳南亚各国，最终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1987东盟提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1992年1月签订了《促进东盟经济合作和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决定从1993年起在15年内实现自由贸易区。1994年东盟又提出在5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中国已于2000年提议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因此，中国内地港澳台以及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区形成后，可进一步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会“逼迫”南亚各国模仿，加入自由贸易区，最终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 作者：江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任寿根　来源：管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