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劳动入手，正确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

王仕军 1978年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人们在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为社会上存在着的腐败问题而深深忧虑。上至国家首脑，下至黎民百姓，都非常关注。江泽民同志不止一次地告诫全党“反腐败斗争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警钟常鸣”，多次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老百姓谈起这个问题来，有的是义愤填膺，有的是咬牙切齿，有的则陷入了对过去岁月深深地怀念之中，动不动就讲毛主席他老人家那时怎样、怎样？人们疑惑的问题很多，为什么我们曾一度认为解决了的问题，又死灰复燃了呢？为什么，大案、要案、窝案、串案一再频频见于报端，从陈希同、王宝森，到胡长清，到程克杰，从湛江海关到厦门远华，为什么一个倒下了，还有那么多的人重蹈覆辙？难道它真是难以克服的政治之癌？对于这些问题，通常有一套八股式的分析：官员只所以腐败是受了封建遗毒的影响，是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是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分析是缺乏力度的。因为腐败毕竟是历史悠久、遍及全球的问题。不论是古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国家都未能幸免。下面，我准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以期加深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官员行为选择的经济学原理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形形色色，如吏治腐败，任人唯亲，任人唯圈，媚我者用，吹我者提，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司法腐败，不给好处，不办案，给了好处，乱办案，执法犯法，无法无天；行政腐败，互相扯皮、办事拖拉，政企不分、胡乱干预；经济腐败，挥霍公款，胡吃海花，甚至用搞来的钱养情妇、包二奶、嫖娼妓。尽管表现不同，但仔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腐败本身并不是权力的腐败，是人的腐败，不是平头百姓、无职无权者的腐败，是官的腐败，是管事、官人、官钱、管物者的腐败，是他们用人民授予的公共权力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 按照我们平常的说法，人们是权力的所有者，官员是人民的仆人，接受人民的委托为人民掌权、用权。从理论上讲，他们应该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决不该用权自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连封建时代的清官都这样讲，何况我们的党员干部呢？但原则与实践往往存在矛盾。一方面，他们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用权谋公利，另一方面，他也有个人利益追求，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妻儿老小、亲戚朋友，这两重身份集于一身的情形，使得他容易模糊两种角色的界限，违反对第一种角色的有关约束，用公共权利来谋取个人及小集体的利益，那他（他们）就掉进了腐败（政治学意义上）之河。这就是腐败现象存在的可能性。那么，可能性怎样才能变成现实性呢？让我们来看经济学的分析： 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定：人是理性的追求约束条件下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 这一假定含义有二：一他追求约束条件下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效用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好处。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人们的需要从低到高有生理、安全、社交、受人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这些需要的好处无非有物质方面的，如家藏万贯、衣锦裘、食美宴、住豪宅、坐华车，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如游大山、历名川、听恭维、看笑脸、成大业、得爱戴等等。约束条件既包括自身拥有的资源、自身的能力、机会，也包括道德、法律、纪律等等。二是他是理性的，他大体知道从事某一行为的成本收益，并依据它来判断做这个事情合算不合算。一个人只愿意做他认为合算的事情。尽管在有的人看来这样做不合算，但在他看来不那样做坏处更大。比如说助人为乐，是因为他觉得帮助别人能给他带来快乐，再比如说舍身救人，是因为他觉得不那样做自己会很难受，总之一个正常的人他绝不愿意做，既不利于自己、也不利于他人、也不利于集体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假定我们的公仆也是经济人呢？有人可能就会讲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有许多雷锋、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他们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甚至到了卖血为群众治病的程度。但是考虑到以下三点，这个假设是可以成立的：一是我们的干部中出了许多腐败分子；二是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完全利他也是不现实的；三是如果他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以人民的幸福而幸福，仿佛这样的经济人我们的人民也不会反对。 官员是为人民掌权用权的人，他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获得职位、待遇的提高，或者是为了实践一个共产党人的入党誓言；二是一有机会就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样他就成了腐败分子。 他会选择那种行为方式呢？主要取决于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他的思想境界，也就是他对利益的看法是怎样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境界就高，反之就低；二是外因是各种规则、制度的完善情况。这仿佛是一堵防止人走歪路的墙，如果是钢墙又光又滑没有缝隙，违轨的人就少；反之如果是泥墙或篱笆墙，违轨的人就多。 按照经济人假定，当事人会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选择两种行为方式中纯收益较大的一种。我们不难看出官员的四种行为选择组合：一是思想境界高，制度不健全，他不会腐败；二是思想境界不高，但制度健全，这样他腐败的机会少，也不敢腐败，三是思想境界高，制度健全，不会腐败，四是思想境界不高，制度不健全，他就会腐败。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可被定义为：权力的使用者（官员）为了实现自身效应的最大化，在进行了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后实施的一种以公权谋取个人及小集团利益的理性行为。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只要存在着权力的所有者同使用者的分离，只要权力使用者的思想境界不高，只要制度不健全（官员的选拔制度、报酬制度、升迁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等具体制度，还包括制度的落实），腐败行为能给腐败者带来更多的好处，腐败问题就会发生，而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问题的严重程度与思想境界高度及制度的完善程度成反比。 二、转型期官员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转型期影响官员行为选择的两大因素的变化 1、人们的利益意识普遍增强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非常强调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不提倡、甚至反对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个坏事，就会变修。并且还试图通过政治运动来消除人们的利益意识，大搞斗资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人们谈利色变。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左的做法，在观念上是对利益的乌托邦认识，在实践上是一种缘木求鱼的糊涂做法。难道还有脱离了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针对这一左的观念和做法，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邓小平就尖锐地“只讲无私奉献，不讲多得，不讲物质利益，对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大多数人不行”。随着国门的开放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改革的实施，人们的利益意识大大增强，越穷越光荣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不久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久违了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潮，又跑了回来。从近几年社会上流行的民谣可以窥见一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是远的，理论是虚的，权力是硬的，金钱是实的，要抛弃远的，占有硬的，扔掉虚的，捞取实的”等等。许多人的胃口被吊了起来并为此变得焦躁不安、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天两个早晨就发大财富、成大名。勤劳塌实、遵纪守法等传统美德受到很大的冲击，在一些人眼里已经成了迂道、保守，不解放的带名词。本来应该成为过街老鼠的一些扭曲行为却被很多人羡慕效仿，许多人更注重物欲的满足，而不是人格的完善与理想的追求，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所谓“穷地只剩下了钱”的所谓“款爷”。官员是社会上的人，上述思潮不可能不对他的思想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他对权利行使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看法。 2、人们的行为约束出现了空隙和漏洞 社会转型期，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规则体系，部分已经失效，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体系又不可能马上就完善起来，很多改革措施，往往都是遵循这样一套模式：“大胆干，别怕乱，先实践，后规范”。两套规则体系并存使得人们的行为约束出现了一些漏洞和真空，从而使得一部分人的行为选择产生错乱，不走正路，而走邪路。如以前不准个人做生意，改革后可以了，但在做生意的规范方面一段时间内是滞后的，结果一部分人靠坑蒙拐骗发了财。 （二）官员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结构 下面我们以国有企业的经理为例，来看看转型期官员两种行为方式的成本收益比较问题。 选择这个例子，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现在这个问题十分突出，是近年来反腐败的重点之一；二是他是一级行政官员，集管人、管物、管钱、管事于一身，是常在河边走的人，分析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搞腐败的成本有那些呢？至少包括以下几项目： 1、心理成本(fc1)。腐败毕竟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做这个事之前，总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他总要想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呢？自己的前途不就毁了吗？做了之后他要担心是否别人发现，他会变得很敏感，甚至将别人不经意的闲谈看作是在说自己。当跟自己有类似行为的人被抓后，他就会更加紧张，甚至会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心里很难受、就怕鬼叫门，这就是腐败的心理成本。根据研究，犯罪者的心理成本会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多呈现边际递减的特点，就是说假如第一次没被发现，第二次做的时候心理压力就小些，如果他屡屡得逞并且没被发现，再从事这一行为的时候，他的心理成本就会很小。 2、事后的博弈成本(fc2)。当事人从事腐败行为后，自然害怕别人发现，怕因此受到惩罚，往往不敢独吞腐败收益。他要采取种种手段掩人耳目，想法设法广大腐败圈，将公检法等有关部门的人拉下水，为自己编织一张防护网以降低自己被发现的概率和发现后受到的惩罚，这就是所谓的留后路。 3、被发现后的惩罚成本(fc3)。 腐败行为被发现后，他往往要受到从舆论谴责到纪律处分到降级、开除工职、罚款到做牢甚至杀头等不同程度惩罚。这里有一个发现概率的问题，如果没被发现，惩罚就是零，因此在计算惩罚成本时要乘上一个查处概率（P）。 他从事腐败行为会得到那些好处呢？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1、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fs1)。他可以穿名牌、吃美食、住毫宅、坐华车，一下子就可进入款亨的消费水平，这是单凭他的工资、福利所难以达到的。 2、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fs2)。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儿子脸上也有笑容了，老婆也和气了，亲戚朋友也常常来走动了。总有那么一些人围着自己转，说自己爱听的话，做自己顺心的事，毕恭毕敬，老老实实，虚荣心得到了很大满足。 3、升迁的机会增大(fs3)。通过公关，组织起一个关系网吹捧自己、保护自己、提拔自己，增大自己的升迁机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边腐边升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鉴于此，才有学者说“腐败并不可怕，如果一腐就败，那没有什么，怕就怕越腐越升”。 那么他从事廉洁行为的成本有那些呢？至少有以下几项： 1、努力成本。他要干好工作，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就要努力学习，要深入思考、谋划，要加班加点，要牺牲好多常人能享受到的乐趣。（lc1） 2、压力成本(lc2)。他要受到腐败分子的讽刺、排挤甚至陷害。有人可能讥讽他，“就你好，就你正直，冲什么大头萝卜，你认为你不腐败，别人就觉得你廉洁了，别做梦了”。有人甚至挖坑陷害他，《生死抉择》中的李高成就曾受到这样的打击。另外，他还要遭受来自家庭亲朋的压力，儿子怨怪自己死脑筋，朋友怪自己不够意思，忘恩负意等。 他从事廉洁行为有那些收益呢？至少包括： 1、工资福利的稳定以及心理的坦然(ls1) 2、可能的升迁机会(ls2) 3、获得群众的尊重(ls3)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从事腐败行为的地线条件是：(fs1+fs2+fs3)---(fc1+fc2+fc3P)>(ls1+ls2+ls3)---(lc1+lc2) （三）官员行为选择的现实态势 1、权力的扩大及缺乏制约使得腐败的收益大增 在计划经济时期，八统天下（计划统一下达，产品统购报销，劳动力统包统配、价格统一规定，工资统一标准，财政统收统支，外贸统进统出），经理的权力不大。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大权几乎全集中在政府手中，想修个厕所也要写报告，越轨行事的所得到的额外好处不多；即使得了钱，也很难买到东西，要凭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让权放利等改革措施的实施，经理的权力日益扩大，1992年《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条例》共授予经理14项自主权，定价权、投资方向决定权等，尽管政府部门的干预没有完全消失，但应该讲经理已有相当的资产控制权。许多学者认为他们比资本主义大公司的经理们的权力还要大，人家还要受到大批董事、监事的制约。而我们的厂长经理呢？由于国有资产的公共性及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他们的权利很大，受到的约束很少。他签个字就可以调动成千上万的资金，可以指使会计将各种消费费用摊入生产成本之中，因此才有“吃喝嫖赌全报销”的说法，一个建设项目就可以使自己获得几十甚至上百万的回扣，凭一句话、一个条子就可以帮助许多人解决困难。权力的扩大使得他们以权谋私获得的额外收益大大增加。98年查处的红塔集团储时健案，他和自己的小集团共贪污受贿的金额达3亿多人民币，以一个工人年收入2万元来算，他要不吃不喝干15000年，这是一个多大的诱惑。 2、正常报酬不高 一个经理遵纪守法刻苦经营、努力创新，他的正常报酬水平有多少呢？1998年国家经贸委主持的一项大型调查结果显示，国营企业的经营者年收入4000元以下的占96%，2000元以下的占73%，而私人企业经营者分别为76%和44%，与国外同等规模的企业经理相比就相差更远。98年海尔集团创汇5000万美元时，总裁张瑞敏的月收入仅为2000元，还不足海尔美国分公司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的月收入的1/10，而他为取得这样的成绩要付出很多的心血，要东奔西走研究市场，要谋划企业发展大计，要协调复杂的内外关系，可以说为企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同时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也比较严重，经理们的正常收入与企业的经营状况联系不大。企业经营地好除了拿一点奖金外，正常报酬变化不大；经营地不好，无非是拿不到奖金，报酬水平影响不大，可谓多劳并不多得。 3、选拔任用制度不健全 经理是行政官员，而不是职业的企业家，决定其留任、升迁的往往是组织部门及企业主管部门的某些领导甚至是某个领导。由于这些人的利益并不与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挂钩，他们掌握的就是一种廉价投票权。所谓廉价投票权就是说由于投票的结果与自身的利益关系不大，而不为投票者重视的权利。比如一个班级要选体育委员，一个爱好体育的人就会认真选择能带领他们搞好体育运动的人；而对于一个爱好数学的人来说，他就认为无所谓，他就不会很慎重地投这一票。现在某些领导民主作风不行，凭主观印象评判一个人，大搞“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横批不服不行”这一套。经理在实践中发现，要保住自己的位子，往往并不真正需要努力创新、拼命经营，只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搞好与这些的关系就行，所谓手段就是时下颇为盛行的感情投资。学者何清莲给这一行为起了个名称叫做“经营领导”。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发现：经营领导甚至比经营企业更重要，企业经营好了、领导经营不好，有可能保不住位子，他会堂而皇之地将你调走，比如到亏损企业去重振雄风，而把自己的亲信放到这个位置上；相反经营好了领导，企业跨了也没关系，位置照座，大不了异地作官。他自己钱不多，要搞感情投资就只能委屈企业了。 4、权力监督的力度不大，监督的有效性不足 如舆论监督要揭露一个腐败分子，要遇到技术上的许多难题：本级新闻媒体怎样监督本地有重要影响厂长、经理的腐败行为；怎样监督有腐败行为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怎样监督虽有嫌疑却没有受理的腐败行为；谁来保护新闻工作者的监督权力，现在有那么多的伤害记者事件，谁还敢监督；谁来保证新闻媒体的公正性，难道他们手中的话语权力不会腐败？再比如企业内部监督，没有人真正对国有资产负责，厂长大权在握。内部人无论是谁进行监督都要考虑考虑得失，扳倒了厂长自己并没有多大好处；但一旦扳不到自己的日子就难过了。没有极强的公心，他还真难拿出“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不要说我们的监督存在很多漏洞，就是监督制度比较健全，也还有一个监督能力的问题，中国的官员很多，有成百上千万，要进行有效地监督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现在很多监督、执法部门不是缺人，就是缺设备，进行有效监督有很大难度。 5、制度执行有漏洞 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人情的国家，制度的执行往往受到关系网的影响，有人报信，有人求情，使得腐败查处的概率不高。同时制度、规则的制定还缺乏严密的科学性论证和技术设计，规定过于抽象，操作性不强，可随意解释的程度较大，如不准参加有可能危害公正执法的宴请，如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要依法严惩，何谓危害公正执法的宴请？何谓严重？很难说得清。所有这些都为一些官员以打擦边球的方式从事腐败行为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在定罪量刑方面进行寻租留下了余地。并且现在司法腐败问题也比较突出，许多反贪局的局长也掉进了“腐败”的泥坑。在某些地区，往往一给好处，法律的准绳就软了。 6、某些地区不良的社会风气使得腐败分子不以耻，反以为荣 有些腐败分子大言不惭地讲，“我腐败是我有本事，你想腐败敢吗，能吗？”。廉洁理应受到大家的尊重，却被人瞧不起，甚至受到家人朋友的误解乃至腐败分子的诬陷。现在社会上甚至出现了道德粉饰化的现象，一方面在台上大讲反腐败，另一方面在台下又大搞腐败；一方面他对腐败行为咬牙切齿，另一方面在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比如想低价买东西的时候该行贿行贿。许多人只是反对别人腐败，不反对自己腐败；只是反对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腐败，不反对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的腐败。这种不良的风气无疑会对对官员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尽管我们可以谴责腐败者的道德败坏，但从经济分析角度看，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他们经济“理性”的表现，是（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利益意识增强，很多官员不具备孔繁森、雷锋般的高风亮节）有关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不完善，将他们的理性行为引入了歧途。腐败分子只所以前赴后继，根源也在于此，是因为腐败有利可图，是因为他们觉得腐败是合算的：一旦发现不了或好处没有被完全没收，他们就会自在逍遥，至多是“苦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如此一本万利的事，何乐而不为？ 三、反腐败的理性反思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反腐败必须多管齐下：既要注重思想教育，又要提高正常报酬水平；既要注重严惩，更要注重制度防范；既要加大监督力度，更要通过改革减少被监督官员的数量。这样看来，反腐败的总的措施无非有以下几点：从提高官员的思想境界讲，一是严把入口关，将德才兼备的同志推向领导岗位，二是对在位的干部深入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从外部约束看，就是要开正门堵歪门，一是提高官员正常的报酬水平，以薪养廉，二是净化社会风气，大力宏扬正气，营造腐败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廉洁苍松翠柏人人景仰的良好氛围，三是加强民主建设，改革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切实让真有政绩的同志不吃亏，四是加强权力的监督，为此要进行机构改革减少被监督的官员的人数，强化立法建设，作到法治，解决监督的技术困难，五是查处大案、要案，增大腐败分子被发现的心理预期，六是严惩腐败分子。 从我国反腐败的实践看，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50-70年代的运动式反腐败，80年代的严打式反腐败，90年代以来，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教育、法制、监督三为一体式的反腐败，应该说我们找到了反腐败的正确思路。具体包括以下措施： 1993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确立了反腐败斗争的三项格局，一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二是查办大案、要案，三是很杀不正之风，治理三乱、减轻农民负担、治理医药市场等等。15大以后结合在领导干部中广泛开展的的三讲教育活动，更加注重通过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如结合财政改革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扩大基层民主选举、向大型国有企业派遣稽查特派员、实行会计委派等等。同时注重不断完善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委同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总上所叙，我们认为反腐败的正确思路我们已经找到，办法也进行了摸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批大小贪官的查处就是例证，只要我们切实贯彻江泽民同志“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党上下齐努力，全国上下齐努力，从自身做起，不腐败、反腐败，我们就一定能开创反腐败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