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３项社会问题阻挠经济 中央将力挽发展失衡

　　一份国家发改委研究报告将上交国务院，作为预计今年１０月举行的全国社会工作会议的重要讨论内容，也作为国家第１１个五年计划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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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基本摆脱政府主导、转向依靠民间力量自主拉动之际，政府职能也势必发生重大转变。最近国内政界与学术界的许多力量集中投向社会与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或许正是政府职能正在发生这种转变的迹象之一。我们反对“中国经济崩溃论”，但绝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各种社会问题正在时时威胁着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

　　另外，投资人或商人是不是也该探讨一下：在这样一场重大的转变中，会不会也蕴含一些有利的机会？至少应该看到，一些政策环境可能因此发生微妙的变化。

　　“经济发展未必能带来社会问题的解决”，这种观点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不过，未来到底有哪些重大问题可能引发经济社会危机，一直未能讨论详尽。

　　近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进行相关研究后，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危机的潜在因素归纳为１３个，远远超出了原先的设定。

　　《财经时报》获悉，这份即将被国家发改委完成的报告将上交国务院，作为预计今年１０月举行的全国社会工作会议的重要讨论内容，同时，也将成为国家第１１个“五年计划”的重要参考。这可能标志着，中央将从具体政策安排、措施制订等方面入手，着力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社会问题制约经济发展

　　主持上述课题研究的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专家丁元竹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成为２０１０年前可能引发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的潜在因素。

　　课题组对中外１００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访谈调研后发现，未来１５年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危机有１３个，它们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周边安全、人事更迭、全球化与外贸、金融风险、三农问题、贫富差距、失业问题、社会秩序（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和生态环境。

　　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涉及１０个方面，即：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中美关系带来的台湾问题和周边关系问题、金融风险、国企问题、三农问题、脆弱的社会安全网、教育问题、生态问题、地区差距问题以及能源问题。产生这１０个方面问题的主要背景是，过去以经济发展惟上的宏观政策导致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专家指出，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改变过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经济发展牺牲一部分社会发展政策的时候了。

　　此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进行了“２１世纪挑战中国”问卷调查后，也得出了近乎相同的结论。其中，占比例最高、认为在新世纪最初１０年将“趋于严重”的社会问题有６种，即“就业问题（６６％）”、“各阶层关系（６４％）”、“腐败问题（６２％）”、“生态环境和资源（５６％）”、“人口问题（５４％）”、“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滞后（５２％）”。

　　 新问题出乎预料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向记者表示，西方工业化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先是“经济工业化”，经济发展被放到第一位，但此后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因此，西方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提出混合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强调解决社会公平。

　　从此，“经济工业化”开始向“社会工业化”转变。这样，尽管西方工业社会有许多问题，但经济政策能把社会矛盾化解，所以仍可以正常运转。

　　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发现，不少社会问题如腐败、社会信心、艾滋病、高层人事更迭等本不属于发改委的研究范围，这些议题一开始也没被列入讨论范围，但经济和社会学家一致认定，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在危险。

　　此前，原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多次基层民意调查发现，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关心问题的首选。另一家调查机构——零点调查公司的民意调查也佐证了这样的结论。

　　另外，国内和联合国的专家也认定，艾滋病问题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未来影响可能超过其他因素。联合国提供的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艾滋病状况相当于１０年前南非的情形。但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２０１０年，艾滋病的感染人数可能达到１０００万。而南非艾滋病经过１０年的传播后，目前的病毒携带者已经达到总人口的５０％。丁元竹认为，艾滋病感染人数的增加，至少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投资环境。

　　清华大学艾滋病课题组研究也认为，未来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上升将直接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北京专家袁建华主持了“艾滋病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专题研究显示，艾滋病流行对经济的影响小到一个家庭，大到整个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

　　 社会治理是关键

　　丁元竹认为，目前仅靠发展经济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已经行不通。因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不均衡。比如，过去ＧＤＰ每增长１个百分点，能够解决３００万人就业，现在只有７０万人。因此，化解经济社会问题，从深层次上看关键是治理问题。

　　好的治理方式的根本点在于公共事务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应该参与决策，同时，这个治理结构需要对公共事务的相关人负责，所有的决策是透明的，高效的。丁认为，解决经济社会失衡的问题，需要政府从战略、战术的角度，从具体政策上着手，政府需要进行必要的投入；并且，过去惟ＧＤＰ增长考核官员的目标需要改变；再就是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平分配制度，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别，积累社会资金。

　　此外，政府对于各种非盈利部门的社会团体，特别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组织，要大力支持。

　　在发达国家，就业等社会问题相当一部分由社会组织来解决。比如福特基金会主要解决就业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主要解决环境问题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在菲律宾，一家民间河流组织把企业等相关机构组织起来，对河流的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博士认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应该有新的含义，“一个中心”即“以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