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真实的李鸿章

课题组成员：庞植林、马晓光、史妍、孟晨琛、毕培东、陈美达、郝丽薇

指导教师：董晓宏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密切关联着中国近一百年的兴亡荣辱，有关李鸿章的研究在史学界是重要的课题，因此李鸿章及其家族百年盛衰自然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1801年生）算起，李氏家族在近200年间共繁衍了九代，即李氏祖先制定的

“文章经国，家道永昌，福寿承恩，勋荣共守” 十六代字辈的前九代。近100年来，这个号称 “相府”

的李氏大宅门，已逐渐褪去了昔日的光彩，特别是由于李鸿章的作为，而始终处在一个被革命的位置上。历次政权的更迭和政治风潮，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对他们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清算。李氏家族，就注定要经历一场天翻地覆、旦夕祸福式的沧桑巨变，走过一般市民所无法想象的百年盛衰。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位曾在晚清

“权倾朝野” 的 “合肥宰相”

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他的功过是非直至今日还引发着人们的争议和反思。然而李鸿章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历来毁誉不一：毁之者讥之为因循苟且，丧权辱国；誉之者称其尽瘁国是，胆识过人。今天，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深刻全面地考察，既应看到李鸿章镇压农民革命的反动本质和没有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决心，又应看到其兴办洋务，斡旋于列强之间，以

“冲御外侮” 的苦心孤诣。

李鸿章的一生经历了清王朝灭亡前的几乎全部的 “内忧外患”

。而他对近代中国所起的种种作用无不是适逢清王朝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因而他注定要面对时代变革的洪流，站在国际风云际会的潮头，也注定他必然会走过一段屈辱与力争，改革与因循，失败与痛苦的人生。

李鸿章给予历史的影响，集中在两件大事上，一是办洋务，一是办外交。

自道光中叶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屡为列强所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接连数次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又

“雪上加霜”

，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当时已有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实行变革。从传统中走出来的的李鸿章，依据他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认识提出了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的方针，并在洋务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实践迈出了走入近代化的第一步。

凭借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与溯江而上的西方人接触的李鸿章感到西方的强大，“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次后，他在同西方人周旋时，又看到了“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这种对于西方的肤浅认知虽未能解除李鸿章对西方人的疑虑，然其见识却因此明达的近乎事理了。明乎中西事理的他把对西方的排斥感转化为一种要追赶西方的紧迫感。他认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此时若再不谈洋务则“中国日弱，外人日骄”，“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这种紧迫感即人们在西方优势面前所流露出的危机感，它是中西比较的结果，在感性基础上含有一定的理性成分，同中英战争之初士大夫对西方人的憎恶和鄙夷相比，无疑要进步得多。

他在上海设西洋炮局，由中国工匠仿洋人之法制造。同治四年李鸿章又在虹口购买机器厂一座，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等，改称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局附设译书局，聘请英、美人翻译外国书籍，截止光绪初年，译书近百种。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后，扩大天津机器局，又在大沽口筹设洋式炮台，加强防务。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派遣留学生出洋。李鸿章开办轮船招商局，这成为洋务运动

“求富”

阶段的开始。此外李鸿章奏准成立电报局，修建唐胥铁路，开办矿冶和织造局，并着力创建近代海军。光绪五年，日本吞并琉球，李鸿章更加感到海防不可延缓，筑旅顺军港，以丁汝昌统率北洋海军。又经营威海卫炮台，购进镇远、定远、济远三艘铁甲舰，实力大振。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又经营大连湾炮台，订购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及其他舰只，使北洋海军共有舰只二十五艘，总吨位四万两千吨，成为当时世界最有实力的海军之一。这些洋务设施大都由李鸿章开其端，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顺应了时代，吸取了当时世界先进技术，致力于强国之路，并取得了一些成绩，更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但他毕竟站在清朝统治者的根本立场上，以维护王朝秩序为出发点，不会彻底改革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也缺乏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决心；从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方面看，他所提出的“自强”和“求富”口号始终以物质和制度文化的局部变革作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原动力。其间虽然提出了中体西用作为效仿西方的理论指导，但中体西用的时代政治意义决定了它不可能主动地将西方精神文化引入中国，因此李鸿章的思想之舟在近代化的航线上行驶时，只能有动力而无舵手，偏离航向实不足为奇。事实也的确如此，李鸿章在将洋务思想付诸实践时，由于其思想本身缺少近代化所需的精神力量，而只能以“利禄驱众”，这些为利禄而来的相助他办洋务的人，由于缺少实现近代化的理念，无法摆脱传统体制下的官场陋习，因此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百计肥私的龌龊相。于是李鸿章所办的事越来越大，但其距近代化航程的彼岸却并为因此而缩短。他逐渐感到徘徊于物质和制度文化之间的洋务思想在人心涣散的中国是不可能力挽狂澜的。

历史的局限是真正的局限，李鸿章所处的是一个新旧变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他的洋务思想必然只能从物质和制度文化的层面切入，带领中国跨入近代化的大门想要继续走下去，就取决于能否将近代化的三个层面成功磨合，而这显然非李鸿章所能承担的历史任务了。

尽管洋务运动最终还是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而宣告失败，但它的兴起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看到了希望，毕竟是中国走上寻找强国之路的第一步，成为后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契机。

李鸿章为国计民生近代化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

“洋务”

，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识，中国的败局都是由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罪责深重”。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

“洋务” 。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首要人选。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 “相貌堂堂” 且 “矜持、自信和傲慢”

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界激烈变革的时候终于揪出了一个 “罪魁祸首”

——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地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然而，历史的真相总比戏台上的红白脸谱要复杂和丰富，神化和鬼化的历史人物终将戕害民族生机！

1885年3月下旬，清军赢得了中法战争中最为辉煌的胜利。不久后签定的《中法新约》却为李鸿章带来了沉重的骂名。人们愤于“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同时，更加指责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其实，新约的是清廷通过赫德、金登干在巴黎已同法国谈妥，李鸿章在天津同法国公使的谈判只是条文的最后敲定；最基本的事实在于越南不是在谈判桌上丢掉的，而是法国侵略者已苦心经营二十多年，根据力量对比，中国既无力帮助越南驱逐侵略者，也无力维护自己的宗主国的地位。要是把越南的丢失说成是李鸿章缺少爱国精神，可同历史的真实相去太远。再看经济上的损失，“中法之役用银三千万两。”当时清真府年收入七千万两左右，都已派上用场，根本无余钱剩米支付这笔开销，只好以外债抵住这个缺口。“法事平后，各省须还洋债三千万。”这还不是唯一的经济损失。最突出的是福建马尾之战，苦心经营十八年的中国主要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受到严重破坏，“我国被击沉军舰7艘，舰中军官士卒等1500余人，此外还有两舰逃出后自行凿沉，龙槽船10余和一批大小船只被毁。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仅舰船和工厂设备损失在二百万以上；已耗资六七十万的基隆煤矿被毁。”总之，损失比北洋海军购买军舰的全部费用大几倍。有的史学家甚至说：“所蒙经济损失在一万万两以上。”

这次中法之战既无益于越南，也无俾与中国，且因沉重的经济损失而加速了中国的沉沦。中法双方签定的新约以一年前所订的简明本基本一致，这期间法军还侵占了台湾等地。也就是说再拖一年，中国无所得，越南依旧沦为法国殖民地。

冯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胜利无法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台湾等地虽然有望，而要从越南全境驱逐法军显然无望。中国与其自顾不暇的背着越南这个沉重的包袱，不如集中精力治理内部。主和虽然招致当时乃至后世的訾骂，却是壮士折臂——不得已的明智选择。战争结束两年，思想家何启指出：中国在这次事件中力难自顾，而又兼欲顾人。真是一语破的。

1891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

“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最深。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路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力主一战。”

到1895年2月17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皇皇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人心痛 。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　 “天国颜面”

，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 “要价” ，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命他“酌量办理”

。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一旦再战，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两难的决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

“公敌” ：朝廷斥责他办事误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 “心头大恨”

。

应该说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指挥失当以及“以夷制夷”的侥幸心理，是他对中国的惨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就战败的事实而言，除了《马关条约》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各省，命其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化之邦，从此已矣”。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

“北上勤王” 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事务中体现出了独立性和抗争性。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一过程虽然缓慢但却不可逆转。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纷纷表示支持“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他们被国人痛斥为一群

“出卖民族利益地无耻之徒”

，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

否则，“以卵敌石，岂能幸免”？

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1900年，为李鸿章带来最后骂名的〈〈辛丑条约〉〉签定。而那时的李鸿章早已没有实权，全部事宜都由庆亲王裁定，他只是因为多年与洋人交往的关系充当调和剂的角色。

一百年间人们提到李鸿章往往容易联想到中国屈辱的历史，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定等。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李鸿章不可避免的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为国家落后的象征，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历史的真相，追问“为什么出现在这种场合的总是李鸿章？”，就会发现问题的答案恰恰就是它的反面，李鸿章实际上并非推行一条卖国路线，他希望通过洋务运动达到中国自强的目的，但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自强的条件，这导致了他一生事业的最终总失败，也是他身败名裂的根本原因。

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但就它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提倡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李鸿章身后的毁誉荣辱皆系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西绪弗斯式的悲剧人物。

梁启超的“吾敬李鸿章之识，吾惜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的评价可谓公道！

参考文献

（1）《清史稿》

（2）《出卖中国不平等条约签定秘史》

（3）《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

（4）《李鸿章》

（5）《简明清史》

（6）《中国历史名人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