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未完成的改革

邓小平（资料图）

今年8月22日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对当代中国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邓小平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对邓小平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邓小平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中共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最鲜明的思想和实践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国情出发，始终坚持中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并进而总结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

从文明史角度认识邓小平

今天我们评价邓小平，一定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分歧。要准确客观地认知和评价邓小平，就需要我们不局限于一些具体事件。这当然不是说对具体事件的评价不重要，但一来历史距离越近，对具体事件的看法越会掺杂个人情感和色彩在内，二来历史人物都免不了个人局限，所以，陷入对历史人物的具体事件的纠结中，难以做到理性和客观。

对邓小平而言，从大历史即文明史和中国现代化的角度去认知，可能会是一个好的视角。他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可用一句话概括，他扭转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使中国和世界主流文明接轨，走向正途。

邓小平出生于110年前。那正是晚清末期，是中国皇权社会和帝制走向最终解体的前夜。传统中国在有明一朝其实就在开始缓慢发生变化，一些类似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子已经出现，但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东西方文明以战争的形式相遇，特别是随着甲午战败，这个老大帝国才被驱赶到近代文明的轨道上，开始真正的变革。可以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波，它以洋务运动为起点，中间经历了晚晴的改良与革命之争，继而民国建立和五四运动，一直到国民党政权对大陆的短暂统治，抗日救亡。这段历史大约近百年，它是中华民族的一段苦难史，外侮与内乱交织，而从文明的角度看，则表现为儒家文化彻底臣服于西方文化，从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不过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仍然没有遭受大的破坏。

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波是新中国的建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时间跨度约30年。中国结束了外侮的历史，但国际环境仍然险恶。由于急于赶超，彻底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认知和命运，以及实现领导人心目中纯而又纯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在这一阶段文明的选择上，倒向了苏联，全盘借鉴和接受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制因子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以计划机制、国有企业、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城乡隔离以及权力垄断为特征。在文化上，表面是要打碎和破坏一切旧的传统文化，包括资本主义文化，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形式复辟了传统文化最腐朽的部分，即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血统论。“文革”是它登峰造极的表现形式。这段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是一种以现代形式的对现代文明的背离。

现代化的第三波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启的改革开放，至今也走过了30多年。这一段历史以改革开放和社会走向正道为标志，用官方的语言说，改革开放是它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对前一段历史的纠错，是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抛弃。将过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制度和旧体制，主要是计划体制打破，引入市场机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同时打开封闭的国门，向西方世界开放。从文明史的角度看，这段历史虽然强调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与西方文明接轨，致使西方的知识和文化得以广泛传播。自由和人权因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保护。

从跟随者到设计者

邓小平参与了中国现代化这三个阶段的大部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但在每波现代化中，角色和所起作用不同。在第一波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跟随者”；在第二波中，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到了第三波，则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决策者和设计者。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三阶段。具体而言，做出了三方面的贡献：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减贫，三是引入了市场机制，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

拨乱反正不但指的是解放了当时被打倒的一大批中共老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更指的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在“文革”发展到极致的阶级斗争为纲扭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中国告别了以阶级斗争挂帅的历史，走向了务实的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发展道路。这是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拨乱反正，把被扭曲了的历史再扭转过来，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就是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正常的发展道路，国家步入正轨。

减贫是拨乱反正和推进经济建设的结果。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贫困人口从改革前的6亿多（当时的总人口是8亿）降低到目前的3千多万——按照中国自己的减贫标准——这是人类减贫史上了不起的奇迹和贡献。这个功劳很大程度上也要归于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发展道路。

市场经济是邓小平的又一贡献。没有对市场机制的承认和引入，就不可能有中国快速的发展，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减贫成就。新旧时代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市场。承不承认市场的作用，并让市场发挥它的作用，决定着社会能否摆脱贫困和走向现代化。就此而言，市场是通向富裕和繁荣之路，也是通向民主和自由，摆脱奴役之路。没有市场，不可能发展出现代意义的自由和民主。所以市场还具有文明史的意义，而不单纯只是个经济问题。

邓小平带领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发展正轨，和人类的主流文明，同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场相拥抱，这是衡量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具有现代性的几个最重要的标准。尽管中国距此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但毕竟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管如何反复，中国终究不可能重回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与人类普世文明相拒斥的状态。

我始终坚信，每个国家的现代化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实现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场，且这几个目标的内涵在每个国家也是相通的，但实现这个目标的形式和途径则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去闯去试，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国土广大、人口众多、内部差异很大的国家来说，更不能脱离本国历史和国情去发展，在这一点上，是有路径依赖的。这也是中国在百多年现代化中会有反复，走过很多弯路的原因。

理论上说，人类的历史不只一条发展道路，否则，历史也太单调和灰暗了。从历史本身来考察，不同文明也曾开创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故目前西方的发展道路和西式文明不会是历史的终结。但历史会殊途同归，因此，作为一个相对独特的文明体，中国要想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就必须在西方道路之外，开辟出另一条实现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场的道路来，这不是要中国另搞一套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场的标准，但中国可以在同一标准下，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之，如果中国走通了，这条道路就具有普世的实践意义和文明史的价值，合乎历史发展的多样式。

因此，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由邓小平开辟的发展道路——应该这样来理解，它的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能否为我们提供有别于西方但同样是高质量的自由和民主。

邓小平是中国第三波现代化的主要奠基者。目前这波现代化还在发展中，中共也在艰难探索中，这条不同于西式的发展道路是否走得通，现在下判断言之过早。眼下，第三波现代化已经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阶段。要实现这个阶段的改革目标，唯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赋予社会和市场更多的自由、民主、法治权重。这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和启迪，同时也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邓小平未完成的改革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现代化角度说，乃是使中国走向了国家发展的常态。邓小平作为这条道路的主要创立者，为它搭建了框架，并提出了方向。但是，由于年龄和实践的关系，邓小平不可能去完成这个过程，这只能留给他的继任者去完成和完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和能力的现代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和发展。它用更明确的语言宣示和表明邓小平道路的现代化性质。

然而，就中国当下的国情而言，要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法治必须先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虽然制定了无数法令，但这些法令只是用来治民而非治官的，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总是作为例外而免受法令的约束与处罚。所以，古代中国只有人治而非法治。这种情况一致延续到改革前，“文革”的“无法无天”对人权和国家的破坏之大有目共睹。

深受没有法治之害的邓小平对此也深有体会，故在其复出后，一直强调要加强法制建设。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拨乱反正不仅是对过去错误的思想理论和路线的清理，也是法律和秩序的重建过程，是使国家重新走向常态发展的过程，这个常态发展与过去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共的执政要依法，政府管理要依法，社会各方面都要依法而行，国家的秩序受到法纪保障。

在法制建设方面，改革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用官方的语言说，中国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有法可依非常重要，但有法并不等于就是一个法治国家，还存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及法律本身的公正性等问题。在上述几个方面，我们还存在很大缺陷，就是在有法可依上，也存在法律不健全的问题，这就是今天中国特权盛行，大小“周永康们”不断出现的原因。

法治的要处，在于法律之上没有党派、政权和特殊公民，法律的制定是以公民而非权力意志为准绳，不通过审判不能随意给一个公民定罪。不如此理解和践行法治，就不是真的以法治国。

如果说法治建设是当务之急，那么，经济改革无疑是当下中国改革的重点。自改革以来，经济改革就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再改革空间，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经济方面有实质意义的改革举措推出不多。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经济改革如果不能深入，就会半途而废。

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如何使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今后经济改革的难点所在。市场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但它的决定性作用，则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来予以体现。

就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并体现市场作用而言，当下乃至今后可见未来的改革，应该把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中国的计划体制和行政审批体制，下放和取消非必要的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强调的是，本届政府到目前为止，虽然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权限，但是保留的行政审批依然很多，而且这些行政审批都是具有利益刚性的，但它恰恰束缚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中央下放的很多权力，被各级地方所截留和继承，凡此种种，对市场都是约束。在这方面，必须有大胆的突破。

二是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真正做到有利于民企参与对国企的改造，而不是借机为国企脱困，或者反噬民企。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是一大难点。通过上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后，目前的国企虽然日子比过去好过，一些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成为巨无霸企业，利润和市场双丰收，但仍有很多国企处于困难之中。如何使国企改革做到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同时使国企有益于全体国民，是经济改革乃至中国改革的一大挑战。

三是财税体制改革必须有实质推进。财政体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杠杆。财税体制中的公共财政和预算改革，以及央地分配关系，又尤其重要。它们不但于经济起促进作用，而且于反腐、民主、环境保护乃至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作用都很重要，甚至是突破口。例如，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预算改革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此外，金融体制改革也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大力推进。没有金融体系的强大不可能有经济的真正强大。金融体系改革，重点应放在减少金融管制，激发金融创新，在金融企业建立现代治理制度，以及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和做大做强资本市场等方面。

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做依托，是不可能彻底的。从中国的情况看，越往后，经济改革受政治的羁绊越大。不仅如此，事实上，一些经济改革举措从形式而言属于经济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内容而言，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改革，所以，经济改革要成功，必然触及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既然促进市场自由和人权，又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

改革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很大进展，但相对来说，政改的步伐还是缓慢，许多政改措施没有推出来，或浅尝辄止。

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因此，党的改革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对党的改革，邓小平曾非常关注。他在1982年所做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至今仍是中国关于政改的最重要文献。该文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集中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了党政分开、退休制和任期制、党内民主等许多有针对性的制度举措。

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五位一体的，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其中社会改革具有基础性作用。社会改革多与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直接相关，它受到民众的关注度也最大。因此，社会改革搞得好，对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有助推作用，能够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赢得时间；反之，则会阻碍政改和经改。

社会改革的内容也非常广泛，但对广大民众而言，以及从中国未来的发展看，关键是要建立社会自治，推进社会民主。如果说，党内民主着眼于党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属于自上而下的民主，那么，社会民主主要针对公民对社会事务特别是公共事务的参与，它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结合，也就是高层民主和基层民主的结合，这种上下结合，能够形成一种广泛的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要推进社会民主，前提是培育人们的自治意识，建立和发展各类自治组织，学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没有自治，何来民主？如果人们能够管理一个社区，就能管理一个街道，能够管理一个街道，就能管理一个城市，能够管理一个城市，就能管理一个国家，因此，自治意识和自我管理的培养，对形成民主意识和建立民主机制非常重要。自治意味着必须尊重他人权利，遵守规则，并在规则之下相互妥协和欣赏。所以，自治本身包含着民主的因素在内，它实际上是一种对民众的民主训练。

社会民主能激发公民为争取个人权益而投身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当将一个社区、一条街道、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交给公民管理时，将有助于政府改变职能，推进政府转型，承揽过多的自己处理不了的社会事务，从而避免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将有助于执政党集中精力和时间，思考一些关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也将有助于形成现代公民，建构和谐社会。

法治为核心、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中国式的分权和制衡体制、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结合，是中国目前到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改革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邓小平想解决但未能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未竟的改革大业。做好这些，将构成国家结构的新常态，所以，它需要全社会和全体中国人戮力同心，共同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