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创新稀缺元素上着力

    “四不像”的新型科研机构为什么在深圳蔚然成势？

    2013年，由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企业一体医疗自主研发的亚洲首台超声肝硬化诊断仪正式上市，填补多项国内空白，上市以来已收获近200台订单。

    这台仪器的诞生，是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与一体医疗公司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研制出来的，吸引了行业关注的目光。

    闪亮的星光折射出深圳激荡的创新创业激情，“科研成果不是躺在实验室里睡大觉，而是迅速应用于产业。”中科院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说。

    30多年来，深圳特区的成功者都有过筚路蓝缕的经历。近年来，类似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的“新型科研机构”的创新主体在深圳涌现，其迅猛的发展势头、独特的运行机制和不断突破的创新成就，成为新时期创新发展的“尖兵”。

    深圳市市长许勤告诉记者，这些机构脱胎于传统科技体制，走出了一条将科技研发、产业化与人才培育融于一体的创新之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深圳为此提供了一份答案。

    “四不像”

    来自民间的华大、光启，生于体制内的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什么在深圳都被称为“新型科研机构”？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主任陆健解释，关键看它的体制机制和特征。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四不像”：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像科研院所，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

    目前深圳的新型科研机构主要有两类：一种是由社会力量创建的“民办公助”类，典型代表是华大基因研究院和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一种是引进共建的“国有新制”类，典型代表是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说：“哪一个都没错，但哪一个称呼都不能概括我以及华大基因的全部身份。”

    虽然体制上“四不像”，但它们却出色地扮演了促成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红娘”。华大基因建院5年多，科研实力就已跻身国内科研机构十强，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数量位列中国第四、世界第六，并成为全球规模和产值最大的基因测序及分析机构。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于2010年7月登记注册，4年多时间，累计申请超材料领域核心专利就已超过2500件，占该领域全球专利总量的85%以上，开创了预期产值达千亿元的新兴超材料产业。

    院长刘若鹏说，秘诀之一就是按照企业化管理方式运作，尤其是用人机制上，营造了与欧美科研机构相匹敌的创新管理机制和环境。

    汪建也表示，华大基因的人员聘用和晋升，一切按照能力、效益等企业标准，“我们有一位才17岁的高二学生，带领了数百人的团队，担当研发经费500万元的项目组长。”

    正是得益于这种灵活而开放的用人育人机制，年轻的科研人员获得了与世界级大师和学者同台竞技的机会，同时也吸引了大批“洋科学家”落户深圳，让新型科研机构成为了集聚高层次人才的高地以及培育年轻科学家的摇篮。

    产学研一体化，绩效评估产业化，让这些“新型科研机构”脱胎换骨。樊建平说，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创新和产业化指标为标准的评价体系，建立了融合“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应用—企业孵化”于一体的科技创新链条，成立8年多来孵化企业60家，其中5家产值规模超10亿元，基本上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

    这是“新型科研机构”散枝播叶、源头创新能力迅速崛起的一个缩影。陆健表示，这些新型科研机构与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的萌芽发展非常相似，其发展潜力和前景不可估量。

    “一院一策”

    为什么深圳成为新型科研机构的主要策源地？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思康说，深圳市的政策服务创新，首先体现在引进共建、人才激励、用房用地、项目资金等科研资源和条件保障方面，做到了“一院一策”的“保姆式”服务。

    在引进机构共建政策方面，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在引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家级科研资源时，就逐步形成了新型科研机构的引进共建政策。

    陆健说，深圳的一般做法是深圳方面出地、出资，引进对象方面出人、出资，双方或三方合作共建，但针对具体的研究院，又有专属的共建政策。

    比如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清华大学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深圳市在高新区划拨一块土地，并与清华大学共同出资建设。而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在引进中科院基础上，还引入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资源，在大学城划拨一块土地并由深圳市政府出资建设。

    在引进人才激励政策方面，2011年6月，深圳颁布了“孔雀计划”及其5个附件，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创建新型科研机构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

    刘若鹏认为，“孔雀计划”的政策措施及时解决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居留和出入境、落户、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

    在科研机构的项目资金倾斜政策方面，大多数传统科研机构的经费支持方式通常是“事业费（人头费）+竞争性经费（项目费）”，深圳的做法是对新型科研机构不负责事业费，而是采取“非竞争性经费（专项补贴）+竞争性经费（项目费）”的支持模式。

    陆健说，政府通过给予创办初期仪器设备购置、房租补贴和前期发展经费等“非竞争性资助”、“持续性资助”，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研究院基础研究条件的建立，制成了研发机构在战略性、前瞻性研究等方面的自主研究部署，积蓄了研发机构实现自主发展的能力，同时也为争取“竞争性经费”奠定了优势竞争力。

    深圳还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让产业资源向新型科研机构聚合，整体推进带动新型科研机构做大做强。陆健说，深圳四个典型新型科研机构的科研领域和研究方向，均被纳入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在建立产业基地、孵化基地、产业联盟、产业基金等方面得到了政府的政策性支持。

    比如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在深圳战略新兴产业的规划下，建立了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华为、中兴通讯、迈瑞生物、中国移动发起设立了深圳超材料产业联盟，建立超材料研发基地，发起设立了超材料产业投资基金。

    “成长的烦恼”

    深圳新型科研机构的改革是全国科研体制改革的一个试验田，深圳新型科研机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了“成长的烦恼”，改革中的问题需要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樊建平说，新型科研机构作为一种新事物，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企业一样，也面临着观念和政策上的制约。

    在政策层面，关于新型科研机构的界定尚无明确标准，它们无法在当前的创新体系中找到准确的位置，尤其是“民办公助”类科研机构还存在政策盲区，比如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有关外籍人士不能担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理事长、理事的限制，民办机构不能享受科教用品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民办机构没有科技人员职称评审资格等。

    在管理层面，政府对新兴科研机构的竞争性经费资助方式、新兴科研机构的资本结构、国有资产部分的监管、投资多元化造成的知识产权收益归属不清晰，以及机构内部治理结构、评价体系、用人制度的规范化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陆健认为，这就导致目前的新型科研机构，政府的支持往往只能作为个案处理。一个机构的设立动辄数亿元资金投入或数万平方米土地划拨，显然难以成为常态。亟需制定相应的新型科研机构管理办法，明确定位，消除政策障碍，加强规范化管理。

    通常而言，科研创新活动划分为三种类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研发是深圳的强项。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吴优说，但在整个科技创新链条中，深圳市缺乏公立科研机构和高校资源，在源头创新上较为薄弱，急需补齐应用基础研究短板。

    目前，深圳的新型科研机构发展，从总体布局上看存在两大短板：一是在产生机制上尚存在一定随机性，目标规划和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明确；二是“企业举办型”科研机构的政策缺位，鉴于目前深圳90%的研发力量都集中在企业，应当大力发展“企业联办”类新型科研机构。

    为此，深圳市有关部门有两个打算：一是制定《深圳市新型科研机构发展规划》，解决区域创新体系中源头创新薄弱的短板，在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六大新兴产业领域，布局建设多种类型的新型科研机构；二是制定《深圳市新型科研机构管理办法》，解决管理规范和政策盲区的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汤耀国皕文陈荣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