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拿出更大诚意与中国合作反腐

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７日电（记者刘斐　王建华　杨丁淼）日前在北京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反腐败高层研讨会，集中讨论了共筑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等问题。作为ＡＰＥＣ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办方，中国正在落实去年的巴厘岛峰会宣言，积极推动有关合作事宜。

　　近些年，中国与国际社会就反腐败合作进行了不懈努力并取得积极成效，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中国追惩外逃贪官的瓶颈。

　　腐败是全球的现象，是人类的公敌。由于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跨国化趋势日益突出，单凭一国之力肃清腐败问题已不可能，通过国际间紧密合作进行反腐败已是全球共识。

　　目前，中国深入持久地进行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空前的。就反腐败国际合作而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多次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

　　尽管中国已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签署了反腐败合作协议，但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协议仍属空白，同时，中美之间也尚未签署双边的引渡条约。这导致中国贪官将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视为逃避党纪国法制裁的“天堂”，而且事实上的已逃者甚众。

　　惩处腐败的共同利益交集令中美执法合作成为迫切需要。自１９９８年开始，中美之间以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为平台开展执法合作，而２００１年３月生效的《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则令这种合作具有了一定的法律基础。

　　２００４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移交给中国警方，成为中美建交以来首名从美国追回的外逃贪官，也是至今令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成功案例。

　　迄今为止，中国追惩外逃贪官主要依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双边引渡条约和外交专项磋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自美国追回惩罚的贪官无一例是通过双边引渡的，而多是走了移民法遣返以及其他理由劝返这样的渠道，以致多数藏匿贪官尚不能被中方追惩。

　　从今年７月在北京达成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有意继续加强与中国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关于反腐败问题的交流与合作。

　　然而，美国国内司法程序的繁琐复杂，美方对中国法律体系制度的人为偏见等，却令中美之间的反腐败合作多受掣肘。其中，最大障碍之一就是，美国常以国内司法程序规定为由要求中国提供所谓起诉涉嫌贪腐官员的“必要证据”，而“必要证据”的数量、范围和深度弹性巨大，以美方裁量为准。

　　惩处自己的腐败官员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而且其中难免还有一些不便公之于众的事实，它们不能作为国际共享的证据，也不能由美国法律裁量。因此，以所谓“没有提供所需必要证据”为由阻碍中美反腐败合作，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国的合作诚意，也有损美国的国家形象。

　　虽然中美司法体系与制度有所区别，但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态度则是一致的，对于打击腐败行为的正当性是统一的，这就需要美国方面跳出人为阻碍，以共同追求为立足点，开展真诚的、高效的反腐败合作。

　　同时，基于２００５年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也应该尽快建立有关缺席审判的制度，以最大程度“消除”美国等一些国家对移交中国外逃贪官的“顾虑”。

　　从今年７月２２日起至年底，中国公安部部署集中开展“猎狐２０１４”专项行动，缉捕逃到境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其中涉及外逃腐败官员。

　　此次专项行动能否实现最大成效，一定程度上也考验着美国与中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合作程度。并非“廉洁净土”的美国有必要释放最大诚意，同中国开展卓有成效的反腐败合作，这也有助于其改善“贪官外逃天堂”的不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