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8城市试点垃圾分类14年收效甚微

　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14年过去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垃圾分类为什么这么难？

　　垃圾分类面临本土化难题

　　杭州西湖区翠苑四区的社区垃圾分类督导员杨建承担着为11个小区指导垃圾分类的工作。每个月，她和30名志愿者都会上门向小区居民发放垃圾袋并现场进行投放指导。但她坦言，杭州这样的大城市人口流动性强，在小区租住的外来人口没有接受宣传指导，常常不知道怎么分。

　　多年的生活习惯难改变，居民的自主性还比较低。“有督导的时候，分类效果明显就好，但往往过一段时间，乱丢混丢的又多起来。”杨建说。

　　厨余垃圾处理是道中国特色的垃圾难题。环保志愿者黄小山说，中国菜中汤汤水水的厨余垃圾占垃圾总量的2/3，其中的有机物会使其变臭，而且会污染垃圾中的可回收物。

　　厨余垃圾经生化处理可以产生能循环利用的沼气。为分出厨余垃圾，试点城市鼓励居民家庭把垃圾分干湿两类。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鲍伦军介绍，就连开展相对好的广州，即便只分出湿垃圾，准确投放率也仅有30%左右。

　　我国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也需要差异化的分类标准。内蒙古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建处赵海涛指出，南方高降雨量城市有必要干湿分类，而呼和浩特年降雨量400毫米，年蒸发量却可达2000毫米，湿垃圾没等处理就干了。

　　废品回收需要被重视

　　北京白领蒋女士最近有点烦：从山东老家来的母亲把家里阳台上一半的空间都堆放了废纸箱和废油瓶。“前段时间攒了一箱矿泉水瓶才卖1块多钱，卖废品现在太不划算，价格低还占地儿！”

　　住建部城建司市容处负责人介绍，据估算，目前我国每年再生资源回收量有1.6亿吨，其中约8000万吨来源于生活垃圾，而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有2.5亿吨，生活垃圾的资源回收率达到30%以上。这位负责人介绍，而事实上，作为垃圾分类的重要环节，废品回收却一直没有被重视。

　　黄小山认为，居民把家中可回收利用的物品卖掉，是良好的生活习惯。但目前可回收物的价格较低，而又常常不能马上处理、居民无处存放，这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由于干湿分类没有做好，被弃置的垃圾当中有很多可利用的资源被湿垃圾污染了，若再进行人工分类分拣，成本很高。

　　记者了解到，目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商务部正联合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工作，把可回收物作为垃圾分类的一项重要内容，商务部也正在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以方便居民卖、存、交废品。

　　应回归居民主体

　　广州的张大妈刚刚把垃圾分类丢好，就看到收集垃圾的环卫工人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箱垃圾混倒进运输车，不同标志的垃圾车却装起同样的垃圾。“分好了又被混运，以后也没有分的动力了。”她说。

　　环卫部门也有苦衷，鲍伦军坦言，确实有少数人因为培训不到位或操作不规范，把垃圾混在一起拉走。但更多时候是因为，由于居民没有正确的分类投放，一些垃圾运输车出现空载现象，浪费了人力和汽油，这成为城市管理者的“两难”。

　　各地对垃圾分类采取“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既进行激励又制定惩罚措施。杭州规定，可回收物应当交售给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或者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如不改正的，个人罚款50元；上海5月1日实施的《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规定，今后个人未按照规定投放垃圾，拒不改正的，最高可罚200元。

　　但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垃圾分类没有对个人开出一张罚单。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法制办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实施罚则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分类本身只在进行试点而没有全面推广。如果是对未进行试点小区的个人进行处罚，这并不公平。根据目前国内垃圾分类水平，政府主要以正向激励为主。

　　比如，2013年，上海在12个小区启动绿色账户试点工作。社区发放的垃圾袋上有条形码，可以溯源并积分。部分商家的优惠活动被整合到绿色账户平台，居民凭积分可换取礼品和公园门票等。据统计，2013年底，上海人均生活垃圾末端处理量自2011年的0.82公斤降低到0.7公斤。

　　但是，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对垃圾分类的投入很少，记者从住建部了解到，就连投入相对多的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的投入也难以满足需求。以广州为例，“如果这样持续3—4年，仅垃圾袋就需14亿元，以200人配1名指导员计算，广州市1800万人，每年需花费40亿元。”鲍伦军算了一笔账，“这样的投入不可持续。”

　　近年来，政府加大城市建设投入的同时，对市容环境设施的投入却没有跟上。2012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全国市容环境行业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不足城市市政公用建设的2%，在2006年，这个比重是3%。

　　垃圾分类的成本巨大，这项成本应分摊在每个家庭的行动中，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说，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程，应回归居民主体，“依靠每个家庭的习惯来形成对整个社会的约束，这比政府直接的宣传发动更为有效。”张益说。 本报记者 孟思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