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袭”式限牌消耗了政府公信

 透过杭州的这次政策“突袭”,城市治理方面的问题显露无遗。地方政府在制定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时,是不是需要广泛征求民意,信息公开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这些问题都值得城市管理者深思。

    3月25日19时,杭州市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6日零时起对机动车限行、限牌。此前一段时间,限牌的传闻就已闹得杭州满城风雨,还被不少汽车销售商当做促销的噱头,而面对公众的一再追问,当地政府还曾多次“辟谣”。

    如今,“狼”真的来了,不少市民大呼“上当”。人们不禁要问:事关公众生活,为何普通市民被蒙在鼓里?涉及经济利益,汽车经销商和个别“消息灵通人士”又如何率先得知?关系到政府公信力,当地官方又怎能“出尔反尔”?如此先例一开,不仅当地城市治理的程序性失范暴露无遗,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那些同样车多路堵、环境堪忧的城市,如果也纷起效仿,这或许是更值得担忧的。

    驾车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出行方式,城市的汽车限购限号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政策的制定理应尊重群众的知情权。然而,就在限牌一事以“小道消息”的形式悄然传播之时,面对市民的询问,杭州当地官方曾多次出面辟谣,直至政策正式执行前5小时,才突发消息。事关重大,官方却出尔反尔,显然没把当地居民的知情权当回事。如此挥霍政府的威信,再遇到政策发布或是谣言风传时,又当如何获取公众信任?

    更让公众不能接受的是,信息传播明显存在不对称性,个别人因为“先知先觉”大赚一笔。在官方发布消息之前,不少汽车销售商已经得知消息,当地车市瞬间成为供不应求、优惠全无的卖方市场。还有“消息灵通人士”一次性购进一百多辆面包车,囤牌获利的意图明显。日后车牌成为稀缺资源,经济价值自然水涨船高,在同样推行号牌竞拍的上海,汽车号牌均价已经超过7万元。对此,个别人是从什么渠道提前获得限牌限行消息的,其中是否存在因失职导致的法律责任,值得追问。

    透过杭州的这次政策“突袭”,城市治理方面的问题显露无遗。地方政府在制定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时,是不是需要广泛征求民意,信息公开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这些问题都值得城市管理者深思。如果连程序的规范性都模棱两可,对决策后果又缺乏严格的追责制度,何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当前,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交通压力日益增大的城市还有很多,在限购限号政策逐渐成为“标准动作”的今天,如果说此前天津的“半夜限购”还属于个例,这次杭州的政策“突袭”足以引起警觉了。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在公共决策和信息发布缺乏程序规范性的情况下,难免会有城市把杭州的做法当做“先进经验”,这样一来,损害的将是更大范围的公众利益,政府公信力也会在“传闻—辟谣—证实”的恶性循环中损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