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视界：探寻历史研究的合理取向

摘要 2012年全国高考新课标文综卷第41题考查了对 “冲击—反应”模式的评析，“冲击—反应”模式 
　　并不存在于新课程教材中，广大高中师生对此较为陌生。本文对 “冲击—反应”模式予以阐释和评析，并谈及有关思考。 
　　关键词 “冲击—反应”模式评析放宽视界 
　　2012年全国高考新课标文综卷第41题，要求考生对曾是国内外史学界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冲击—反应”模式进行评析 
　　。“冲击—反应”模式 
　　并不存在于新课程各版本教材内容中，广大高中师生对其较为陌生。笔者不揣浅陋，试对“冲击—反应”模式予以阐释和评析，并谈及有关思考，期望能对广大同仁今后的历史教学有所裨益。 
　　“冲击—反应”模式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构建的研究近代中国的基本理论假说。“文明冲突论”是费正清提出“冲击—反应”模式的依据。费正清认为“中西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在他看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的接触与摩擦、对抗与冲突的历史。中西文明是互相对立的两大体系：中华文明是一种内向型大陆文明，是一种充满调和与折衷精神的、停滞的农业—官僚政治文明，是顺从的伦理本位文明；而西方文明是一种开放性的海洋文明，是一种扩张性的商业—工业—军事型的、充满竞争的个人本位文明。西方文明洋溢着勃勃生机，代表了“不可遏制的活力”；而中华文明则充斥着顽固的惰性、消极和墨守成规。因此，当二者相遇时，冲突便不可避免。 
　　“冲击—反应”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缺乏突破传统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的冲击之后，才有可能摆脱困境，向近代社会演变。费正清在《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的序言中对这一模式作了描述：“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它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它的庞大的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当作这种模式的注脚，他认为，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西方的“冲击”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与中国思想主题。19 世纪强大的西方以自己技术上的优势使一个在4000年间自以为物质文明创造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黯然神伤。19世纪40、50年代西方的冲击， 
　　使当时的中国人深受打击。然而， 对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 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自己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革命的思想来源。在费正清眼中，西方成了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 
　　二 
　　对于如何评析“冲击—反应”模式，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冲击—反应”模式与中国 
　　近代历史演化的实际情况有相符之处，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其合理性的。后发型的中国近代化过程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外来的影响与刺激。面对西方冲击，近代中国人也确实作出了反应， 
　　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便是突出的例子。然而，放宽视界、理性分析，“冲击—反应” 模式对中国的评判和理解还是带有明显的偏见和片面性。 
　　首先，费正清预设一种模式， 由模式来取舍史料， 让史料迎合预设框架， 随意剪裁历史事实， 这无异于削足适履。 
　　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柯文对这一模式批判地指出：“有时它把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错误地解释为对西方作出的反应，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它完全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事件，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入侵没有联系，或只有很少联系。”结果是“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被歪曲了，另一些方面则根本被略去，或者被缩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其次，费正清抽象化、简单化地运用“冲击”、“反应”等一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理论框架的说服力。例如，“中国回应”这个词就是以一种抽象的简化符号去代表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 忽视了中国在种族、语言、地区等各方面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变异性和复杂性，仅仅用“中国回应”来概括这些复杂的情况， 实际上是将复杂的情况予以平均化。这种做法“在最好的情况下， 只能使我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 
　　第三，费正清的文化背景和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并不十分透彻。他把中国社会看成是停滞的、惰性十足的被动的社会， 只有经过西方冲击才可能发生剧变的看法显然有失公允。“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的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冲击—反应”模式忽视了中国传统内部的自我更新能力，因而也就无法解释1840年以前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以及文明产生的本源。 
　　第四，“冲击—反应” 模式强调外部因素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认为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把西方摆在了救世主的位置，似乎离开了西方， 中国的近代化就不可能了。它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体现了一种“外因决定论”，这既不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 也违背内因、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是变相的“西方中心论”。 
　　三 
　　“冲击—反应” 模式采取外部研究取向，从而“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因此，笔者以为：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首先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即注重内因分析。任何外来冲击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只有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起作用。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说“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情景以及中国方式的回应，只有置身于中国的自身历史中才能真正洞察它们。”“近代以降作为历史象征的许多重大社会文化现象， 如人口过剩危机、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底层骚乱、地方武装割据、全国农民起义、攘外与安内之争、文化的激烈反传统、纲常名教的式微， 等等， 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绝非罕见， 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只是历次皇朝更迭或权力转移过程中经常伴随的症候而已。不少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往往夸大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外部世界的威胁。事实上，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 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外国列强的挑战， 而是源自历史内部的传统危机。”保罗·柯文也认为，中国近代在回应西方挑战时之所以反应“迟缓”，“并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 同时也是由于中国社会在十九世纪中叶所面临的很不寻常的历史环境： 内部事务万分火急， 至于西方则可以暂缓一步。”当然，这样说不是认为外因不重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外因（ 在这里指西方的冲击） 也可以成为主要的一面。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千古变局”。这“变局” 与西方的冲击是分不开的。离开了西方的冲击及其影响， 很多中国内部的事　务就无法解释。例如，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阶层——买办， 

　　就是西方与中国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买办阶层的出现及其转化对中国社会经济 
　　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是外国商品冲击中国市场的桥梁， 还有一部分则先后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 成为中国近代 
　　民族 
　　工业的先驱。他们的正负作用是中国社会发展与迟滞的一个重要的内因。不研究西方的冲击（外因），便很难理解这股社会力量形成、分化的来龙去脉。可见，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外因和内因这两种取向都不能偏废，两种取向应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并对之作出科学的评述。“中国近代走向现代世界是由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合力’所推动的，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应该按其本来的复杂性，从单向度研究改为多向度的综合研究。”任何试图从单一视角观察和解释的做法都是不全面、不可取的。 
　　上述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在高中新课程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在研究某一事件或现象的时候，要避免教条主义，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寻合理取向，“若带着预先设定的某种取向或模式，往往会限制住自己的视野和思维，妨碍对这些事件或现象得出正确的认识”；要引导学生运用历史实证方式，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评析，避免简单化、绝对化倾向等。教师如能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一直渗透这样的思维要求，注重学生视野的拓宽，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定会有所长进 
　　。在今后面对类似“冲击—反应”模式评析题的“冲击”时，他们定能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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