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1891-1946年)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其一生经历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提出了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1)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陶行知原名文浚，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1909年18岁时考入南京汇文书院，1911年汇文书院与其他教会学校合并为金陵大学，陶行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文科学士学位。之后筹款赴美留学，1915年获得伊利诺大学政治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受业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和著名心理学家孟禄门下，深受二者，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1917年陶行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都市学务总监”的资格文凭。同年秋，怀着“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宏伟愿望回国，踏上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改造中国旧教育的漫漫征程。

陶行知回国之后，先后担任南京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等职，1922年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至1926年主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6月，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在南京组织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积极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他在《平民教育概论》中说：“平民教育运动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平民教育运动是陶行知为人民大众的教育而上下求索的起点。他怀着满腔的热情为平民教育而奔走呼号。为成功地实施平民教育，他与朱经农合编了《平民识字课本》，力图使不识字的人在四个月内读完这套课本。自1923到1926年的几年里，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他到处发表演讲，广泛地接触贫苦大众，在家庭、街道、商店、工厂、机关、军营、监狱、寺院、蒙古包，到处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为实践平民教育的理想，他甚至在自家的门口挂上了“笑山平民读书处”的牌子，给人们识字读书提供方便。为了接触平民，教他们识字读书，陶行知放下大学教授的架子，脱去西装，换上中式棉裤棉袄；脱去礼帽，换上中国传统的西瓜小帽；脱去皮鞋，换上布鞋、草鞋。亲自与老妈子、洋车夫、小摊贩等贫苦民众倾心交谈、通信，指导他们学习。

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陶行知迫切希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自20年代起，他就抱定拳拳教育救国之心，竭尽全力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先后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等，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晓庄学校时提出来的。1930年，晓庄学校师生为反对英、日军舰侵入长江和支援下关工厂工人反帝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锁晓庄学校，逮捕革命青年，并通缉陶行知。他被迫流亡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无情地揭露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积极主张抗日救亡。1934年创办《生活教育》半月刊，正式更名为“行知”。表明坚信辩证唯物主义。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十分高涨。陶行知撰文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于12月12日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知名人士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发起成立“国难教育社”，倡导国难教育。1937年，陶行知应邀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并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并向海外华侨和欧、美、亚、非人民募捐，支持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陶行知在伦敦期间，曾三次拜谒马克思墓，并写下了“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的著名诗句。1938年陶行知回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议。会后与晓庄校友共同在桂林成立了“生活教育社”，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1939年在重庆附近的合江县创立了育才学校，为革命战争培养人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撰写了《创造的儿童教育》等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法西斯教育，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教育，并提出“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四大方针。1945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陶行知作为人民团体的代表，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陶行知也被列入黑名单，但他临危不惧，曾对郭沫若、翦伯赞说：“我等着第三枪”!7月16日，他在给育才学校师生的信中说“我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陶行知先生为育才师生留下了极其珍贵的遗言。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先生因劳累过度，心情愤懑，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

(2)论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生活教育理论是他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时逐渐形成的系统理论。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观点也在不断地变化。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由此可见，生活教育的指导思想就是强调教育必须以生活为中心。四十年代初，陶行知在《谈生活教育》的一封信中比较集中地概括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几个要点。陶行知说：“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即教育法。 ”

显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把生活与教育混同，没有意识到生活与教育之间的区别与内在联系，忽视了教育的特殊性。但是，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是想借用教育的力量，来达到“达民之情，遂民之意，把天理与人欲打成一片。”在陶行知看来，中国遗留下来的旧教育，生活与教育之间是脱节的，旧教育“教人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 读书，读书死。”这种教育是生活与教育脱节的、隔离的，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不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 ，生活即教育就是要求把儿童从成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因此，生活即教育所强调的是教育必须以生活为中心，反对教育以书本为中心，认为没有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他，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了，“一切都减少了，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人愿意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能受益。”因此，他批评“学校即社会”是鸟笼，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关在鸟笼子里一样。而“社会即学校”则不然，是要把鸟笼子里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的范围。他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传统的教育把学校与社会隔绝，学校与社会之间有一道高墙。“社会即学校”就是为了冲破这道高墙，从而把学校伸张到社会，从而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人人可以作先生，人人可以作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茶馆、戏院、破庙、茅棚等，都可以成为大众的课堂。当然，陶行知指的是广义的教育，指的是与传统教育相对立的大众教育，并不是取消学校教育。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主要的教学理论。他反对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这种陈腐的教学方法，主张教学做合一。陶行知说，“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的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同时，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他还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 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

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思想，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它针对注入式的“教授法”，只注意教师的教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端而提出来的，他要求在教育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教师的教，而且要注意学生的学，要把教与学与实际的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中是有巨大意义的。

(3)论普及教育

陶行知一生的最大心愿就是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把文化科学知识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下放到劳苦大众手里，使整个民族现代化。他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机会受到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为此，他不怕艰难困苦，历尽艰辛坎坷，为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奋斗了一生。

从1931年到1935年，陶行知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他主张普及教育就是把文化科学知识变成空气一样，普及于众生，使人人都得呼吸，人人不可缺少。关于普及教育的方式方法，他主张一要城里与乡下同时进行，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打成一片”；二要从劳苦大众的生活实际出发，用小先生把知识输到不能上学校的穷孩子的队伍中去；三要实行教育立法，把教育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劝导与强迫并行”，立定防害进步罪，使一切防害别人求学的人都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侵犯别人上学或自修权利者，要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千年以下罚金”；四要把普及教育的目的与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联系起来，实现教育机会平等；五要一致奋斗，要求教育有确定的经费；六要控制人口，把普及教育与控制人口结合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

陶行知所提倡的普及教育思想，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他主张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指出只依靠学校进行普及教育是不够的，要在校外创造出一种较为自然的组织来补救。同时，他又提出，普及教育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一要省钱，二要节省时间，三要通俗。

(4)论民主教育

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放弃了大学教授的地位，脱下西装，换上中国的土布短衣，真诚地希望帮助人民，但是他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平民教育没有成效，晓庄学校被封闭，山海工学团毁于敌人的战火。事实残酷地教育了他，不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就不可能改变中国文化教育落后的局面。因此，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运动，提倡民主教育。

1945年，陶行知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他认为，民主的教育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民主的教育必须达到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民主的教育应该“文化为公”、“教育为公”、不分民族、性别、老少、阶级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但不妨碍因材施教。要实现民主的教育，教师首先要进行自我教育，肃清二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和国民党十余年来所进行的法西斯训政教育遗留在教师身上的遗毒。要求教师树立真正的民主作风，向人民学习，向儿童学习，学习人民的语言、人民的感情、人民的美德， 学习儿童的心理，了解儿童的问题、困难、愿望。

(5)论儿童教育

陶行知十分注重儿童教育。他认为教育不能创造儿童，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儿童生长。教育要帮助儿童生长发展，首要的是真正了解儿童；其次要尊重儿童的人权，认识和重视儿童的创造力；第三要解放儿童。陶行知主张对儿童的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时间的六大解放。他要求解放小孩子的头脑，让儿童用自己的头脑去探索，从而得到自己的认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儿童成为开拓创造的人才。他主张“解放小孩子的双手”。他说，“中国对于小孩子一直不许动手，动手要打手心，往往因此摧残了儿童的创造力”。“中国的爱迪生”往往就是这样被枪毙了。他多次赞扬爱迪生的母亲敢于让孩子动手玩化学药品，动手实验。使他“一步步的把自己造成发明之王”。他希望我国的保育员、教师“跟爱迪生的母亲学，让孩子有动手的机会”，不阻碍孩子创造力的发展。要解放小孩子的眼睛，使孩子学会观察，善于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孩子的创造力必须从观察开始。“解放小孩子的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但中国的家长和教师一般不喜欢孩子提问题，不允许小孩子多说话。陶行知主张应当使孩子得到“言论的自由，特别是问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他的创造力”。“解放小孩子的空间”。他说，从前的学校完全是一个鸟笼，改良的学校是一个放大的鸟笼。他主张让孩子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接触“大社会中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自由的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并且向古今中外三百六十行学习”。只有解放小孩子的空间，才能使他们得到丰富的资料，发挥其内在的创造力。“解放小孩子的时间”。陶行知一向反对“过分的考试制度的存在”，他说无穷无尽的考试占据了学生的全部时间，会使儿童失去创造的欲望，因此，学校必须给孩子充分自由的时间。此外，在儿童教育中，他主张对儿童的身心给予充分的营养；他主张培养儿童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主张对儿童实施因材施教等。